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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王小伟一直在琢磨并尝试用一种恰当的、精确的手段，去刻画生活。他一直从事科技伦理、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近来，他试图透过对物品的诠释，来回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技术生活史。
王小伟曾说：“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于是他用一本书来“抵抗”技术，《日常的深处》书写的主角是日常之“物”，物是技术的产物，问题是，如今人们仅仅用这种眼光去看待它们。
这是一本内核是哲学的书，但它与深奥晦涩的哲学著作并不相同。王小伟思考了日常生活中、生命中的真问题，引导读者领会隐藏在日常深处的哲学道理。
物不仅是物还是纽带
记者：您为何决定把物当成主角，刻画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集体历史？
王小伟：你能感觉到市面上的书，几乎没有以物作为主角的，因为人们的视角就很少放在这个位置，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逻辑是，人最有活力，所以要当主角；物品没活力，不值一提。
但其实从物品的角度来刻画生活的例子并不少，比如，海德格尔描写过锤子，伯格曼讲述过壁炉，阿多诺谈论过收音机，鲍曼讨论过快餐，鲍德里亚琢磨过汽车，费耶阿本德探讨过自行车……这些人都试图从一个新颖的视角、从物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他们的核心洞见在于指出人的主体性是在与物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
我想，如果物品总是隐没在背景里，隐藏起来，这是不大公平的，因此，我写了这本以物为主角的小书。
记者：为什么您在书中说“物”是走入精神深处的梯子？
王小伟：在这本书里，我所谈论的东西，都是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有些部分仍然记忆犹新，有些要透过别人的讲述或生活的经历来回忆与追忆。
我还记得有个读者看了《日常的深处》给我留了言，让我特别感动。她说爸爸去世之后，他们要整理遗物，有的要扔了，有的要烧了，有的要留下来。
整理东西的时候，她每要扔一件，母亲就要夺回来，关于每件东西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她爸当年穿这件衣服的时候跟谁吃过饭，戴这个帽子的时候跟谁下过棋、喝过茶，而这些，是她完全不知道的。
在她母亲眼里，父亲的每件东西都对应着一个过往。在她的留言中，我感受到了很多温存。
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路上，你会看到，经常是丈夫骑着车，妈妈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如果有俩孩子，还有一个要坐在前面的大杠上。一家人坐上车，还能同时带上一些物品。可见，自行车将家庭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它的功能远超过通勤，不是简单的工具。它能够帮助组织生活关系，生出很多意义感。
类似的故事都说明，物不仅是物，还是纽带，是记忆，是维系我们生活的东西。
新华社照片，武汉，2010年10月1日
记者：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里，物件是如此金贵，承载着记忆，而现在的物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承载意义的功能越来越低了？
王小伟：我们原来生活在一个物质特别缺乏的年代，物成了值得搜集和求索的东西，没太多选择。每个东西在生活里面都不是冗余的，都算是刚需。东西在生活里不仅被使用，而且被精心照料、保养，这种生活是有温度的。
而另一方面，以前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公共的，你买回来一个电视机，可能一个单位的人都会过来一起看，有非常浓郁的社群感。
如今，作为被动的消费者，人对物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过去那种一旦物品损坏后自己缝补、维修所注入的情感价值变得十分稀缺。物品由少数专家来设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至于其如何行使功能，背后的运转逻辑是什么，鲜有人知道。
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此廉价，如此众多，又如此脆弱，使人养成了把所有东西当成快消品的习惯。我们已经不太能接受一个东西用十年的观念。所有物品最后都成了“电子用品”，不管它有没有电池，它的活力都随着年月自然衰减。物品的使用也再没有了社群的感觉，大多数的人都是一个人在看手机。
生活任由“物”摆布
记者：越来越多的人愈发想念过去，怀旧成了一种很大众的情绪。
王小伟：我也是觉得挺怪的，这本书里写了好多我小时候用的东西，我以为我都已经忘掉了，但是当回忆起来，真的要把它写成书的时候，那些过往的东西、过往的情感，它们会慢慢地再“站”起来，变得特别真实。
我写这本书也不是希望我们都回到过去，真的回到过去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我有时会很想回到童年的某个阶段，那时候父母还年轻，自己的心灵也非常简单纯粹，看世界还带有很多憧憬。而今天的我，在这个年纪眺望，大概能看到终点，没有什么意外。这其实是很矫情的，是想要变得年轻，而不必承担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各种成本。
除了这个较为偷懒的想法之外，对过去的追忆也有体面的部分。这个体面的部分就在于今天的人总感觉到被外物所累，为获得吃穿住用行诸多物品感到疲惫，很想重回人与物的和谐关系。
生活就是你完全沉浸其中后，就缺少一个否定性了，这也是哲学的思考。没有了否定性，那就不能从别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对我来说，怀旧就是获得否定性的一种方式，原来和现在不一样，你还可以有那样的角度。
记者：您也说过，怀旧的真正价值在于提示我们，手机以及其背后的现代化承诺，还不够让我们获得持久的幸福。这是为什么？
王小伟：以手机为代表的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但同时，它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短视频让正常的体验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而手机让身体性的感受不断地受到蚕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背后的现代化承诺，我们仍然时常感觉到焦虑、困惑乃至愤懑。
如今，技术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中立的存在，它中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只是一个用于服务于目标的工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让我们拥抱越来越高效的技术，却也让自己慢慢陷入种种“系统”困境之中，感到生活离不开“物”，却又任由“物”摆布。
记者：如何才能正确使用“物”，而不任由它摆布？
王小伟：我这本书叫作“日常的深处”，我觉得“日常”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它是对“机器”的一个对抗。我们目前的生活，目的性极强，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目的、想意义，手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目的。虽然这些目的性活动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但它其实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日常”才是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生活中的“暗物质”。之所以说是“暗物质”，是因为它是保持生命平衡的重要部分，但我们长期把它边缘化，觉得它微不足道。
所以要正确地使用“物”，包括正确地使用技术，我自己尝试的一个方法，就是回归日常，因为日常不在系统里。
你想说我不看手机，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手机对抗，对抗它的同时也在放大它。越想忘记手机越忘不了，更容易有挫败感。更好的办法或许是找一个你热爱的东西，在上面投入精力，手机自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环境里，技术不让我们拥抱“日常”，它要人去适应它的节奏。技术也许无可避免，它是我们接触“日常”的一把梯子，但上了房子以后，要有意识地把梯子撤掉。
需要生活方式的大变革
记者：有人说您的这本书会打破一切内卷和消费主义，您怎么看？
王小伟：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大家，但起码这是我自己对抗内卷的一种方式。
因为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功利的计算中，就像要写一本书，就想到要写多少字，会有哪些评委去看，或许能拿到什么奖，太多的功利会破坏你的生命直觉。
拿消费主义来说，我觉得如果你只能通过消费得到快乐，那就肯定是有问题了。其实这可能是一种现代病，不仅在中国，在欧美国家也很严重。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指出这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困境，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也在谈论这个问题。现代社会里我们传统的价值都被解构了。“上帝已死，传统已死”，剩下了一堆松散的选项：要不要结婚？要不要买房？要不要读博？要不要创业？我们逐渐失去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和叙事，把个人的快乐当成正确生活的唯一标准。
快乐等于幸福吗？如果能画等号的话，现代社会的快乐肯定比以前多一点，但为什么不少人感觉不幸福呢？为什么抑郁症患者的比例那么高？或许以自己快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
记者：所以，在本书最后部分您提到了“断舍离”，其实这个词已经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
王小伟：“断舍离”这个概念的确流行了很长时间，相关的书籍已有很多，因为当我们的空间没有很大，东西又变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取舍，就要扔掉一部分东西。
“断舍离”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解决方案，但其实是粗暴地、任性地将人和物本真的关系割断了。“断舍离”说明我们和物不再交流，只能利用。而我们之所以会囤东西，恰恰说明我们不重视东西。东西可以随意添置，也能随意丢弃，导致海量物品涌入生活世界，而当东西太多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压抑。
从人的情感上来说，“断舍离”不大能帮助我们真正摆脱物品带来的困扰。在这个时代，要建立与物的妥当关系，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物的理解和熟悉，这需要一场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适当的接物方式，重新了解物品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或许一旦重视物的介入，我们反而不会随意让大量的物涌入人生。
哲学应该有另外的样子
记者：“一个群里只要人足够多，就一定会有妖怪。天天叫外卖的两口子是容易散伙的。微信分享并不利于社会和谐和人的连接，就连‘相亲相爱一家人’也难以幸免。”这些金句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王小伟：我经常说，年轻人少吃外卖，多自己做饭，闲暇时最好养养鱼、种种菜，其实为的都是恢复人与物的有机联系，同时也让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在这些日常的点滴中，我们才能汲取反抗庞大系统的力量，尽管这十分困难。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反思”，但还要注意不能过度反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一过的”，但处处审视的人生是更令人难过的。
记者：这句话就很哲学，您在很多对生活的描述中都融合了哲学的思考，哲学对生活有怎样的帮助？
王小伟：哲学如果是一堆概念，把听众侃晕，那哲学家和饶舌歌手是没有差别的，拼的主要是语速和情绪。哲学应该有另外的样子，要么去找世界的根本结构，要么去回应每个人生命中具体的真问题。
记者：您的专业方向是“技术哲学”。从字面看，很容易以为这是一门为技术做辩护的学问，什么是技术哲学？
王小伟：技术哲学恰恰是“反技术”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者大多不是“技术主义者”，他们不仅“向前看”，思考技术时代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还“向后看”，反思自己与技术的各种遭遇，并细致地描述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
记者：这本《日常的深处》就是“向后看”的范例。
王小伟：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技术哲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涵盖了技术本体论、技术现象学、科技伦理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方面。1877年恩斯特·卡普写成《技术哲学纲要》，算是第一本技术哲学专著，可见这个领域的历史非常短暂。在国际学界，技术哲学群体也相对较小，呈现出一种松散连接的状态。
科技哲学是这样一个文理交叉的研究领域，当它介入一些科技产品的哲学分析时，选取适当的切入角度十分关键。我自己需要对新的技术现象保持敏感，然后谨慎地对其做外部而非内部批评。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技术哲学这个小众的研究领域，因为这门学问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国内有很多学者在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精彩的工作，都不容错过。学者夏农·维拉指出人们迫切地需要培养技术德性，以便应对挑战。
记者：什么是“技术德性”？
王小伟：“技术德性”是生活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所要培养的特殊德性，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夏农·维拉认为技术德性分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几个部分。
看到一个技术，你应该要理解技术可能产生的具体后果，谁受益谁受害，这是智慧。看到一个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伤害，要有勇气拒绝技术。使用技术时不能放纵，而要适当，这是节制。同时，技术的布置应该符合基本的正义原则，不应侵害人的尊严、性别平等这些核心的价值，这是正义。
这四个德性对于我们来说，也十分重要。其实我们缺乏的是培养德性的环境，当下的环境鼓励技术放纵。主动地去对抗技术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对抗会让技术变成焦点，会放大它。所以，还是要回归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丰富起来，很自然就会减少技术沉溺。
《日常的深处》
王小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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