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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情感研究已然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与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特别策划了情感史系列丛书，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担任丛书主编，第一部《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已于近日出版。
“光启·情感史”系列是目前国内首个系统引荐情感史研究的丛书，其宗旨是引荐当今世界高质量的相关论著，为读者提供选题新颖、内容扎实、译文流畅的作品，以助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推动和扩展情感史这一新兴的历史研究流派，以飨读者对情感史这一研究领域日益高涨的兴趣。
情感是通世的感召力
在历史研究中，关于情感的作用问题，今日似不可回避了。这里且让我先录当下文史学人的两段言论：
“情感是历史的印迹。也许时间可以消磨掉一切，人物的面孔可能淡忘，可情感永远不会消逝，它会隐藏在时间的褶皱中，成为历史永恒的记忆，时不时地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和历史的可亲可敬。”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刘建东在获奖感言中如是说。
“情感是通世的感召力，在新的历史传递中，不可忽略这份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它可传递正义，也会歪曲历史。”影视史学家陶赋雯于2023年暑期在日本东京参观“和平纪念展示馆”后如是说。
上述两位文史学家都充分肯定情感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是的，一旦情感（或情绪）转为大众心理上的“集体无意识”，它或许真的会具有“通世的感召力”，使之成为“历史永恒的记忆”。简而言之，读者可以从重大历史事件的情感踪迹与物理踪迹两条线路中，感受到这种威力，犹如我国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革命者李侠“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真情，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融化在大众记忆的血液中，永不消逝，成为历史永恒的记忆。
多年来，鄙人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既用力做“史”，也用心关注“流”，即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流向。20世纪以降，西方新史学一度凯歌行进，流派纷繁，新潮不断，如今又有了如“光启·情感史”系列主编王晴佳教授所指出的：“这一新兴的研究流派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最热门和重要的潮流之一……大有席卷整个史坛之势。”王氏之论印证了美国情感史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10年做出的“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的预测。
罗氏之言的五年后，2015年在我国济南召开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五年一届、被称为“史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首次在欧美之外，落户亚洲的中国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情感史被列为大会四大主题之一，据亲历者记载，十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情感的呼唤，其声飘扬在云天外。
又过去了8年，总是慢了半拍的中国史学界，情感史也悄然兴起，今方兴未艾也。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不时看到了中国学者的相关论文，读到了“光启·情感史”系列的第一部《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一部欧美学者的集体著作，令人大开眼界。尽管如此，笔者于情感史研究还谈不上，只能以一名在高校执教多年的西方史学史教师的身份，对此向大众谈几点肤浅的认识，与读者共同切磋。
成为新史学的宠儿
其一，情感史是当代新史学的宠儿。西方新史学之“新”，在于不断地传承中，有超出前人之处，这就谓之“新”，比如一度风行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各以其突破旧知，从而焕然一新。情感史之“新”，是为历史研究开一新途，这一新途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境界和新方向，使之走向历史的深处，拓展了历史学的宽度，说它是目前的新史学的宠儿，应无疑义。
其二，情感史与当代国际史学的文脉既相承又有创新。我们从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的进程中发现，它的文脉及流向是跨学科和多样性。是时，新史学伸出双手，谦和地与自然科学牵手，亲热地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业绩非凡。今日的情感史更甚，它与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医疗史等接壤，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结盟，在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阐释中，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可一览当代史学的别样的风景，倘更上一层楼，还可以眺望到历史学发展远景，即使是“隔岸风景”，也秀美矣。
其三，历史研究中的新兴流派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综观西方史学史之史，史学流派的形成，需经历长时间的考验，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1929年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立，经第二代“布罗代尔时代”的辉煌，到第三代的群雄纷起，至今已近百年，呈现出了研究领域与主题不断开拓的新局面，比如《蒙塔尤》《罗马人的狂欢节》等作品，充分地显示了心态史（或称精神状态史）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的风貌。
观当今，情感史研究的历史倘从罗森宛恩上述之言的2010年再往前推10年算起，也不过20多年光景，其间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多有津逮、入门之作，且层出不穷。王晴佳在前几年的《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见《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一文中，倒披露了两本美国华裔史家对情感史研究的新著：一是李海燕的《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系谱（1900—1950）》，另一是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两书中，前为“爱情”，后为“同情”，均是典型的情感表征，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让大家看到，“不但情感塑造了历史，而且情感本身也有历史”（转见王晴佳同上文）。倘如是，可以这样认为，李海燕的《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系谱（1900—1950）》也许是符合这一条件的正宗的情感史专著。由此，我多么渴望能早日读到像当年新文化浪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至所望焉。
一种“心灵的图景”
其四，关于译者及其文本转换时的情感作用。近时翻阅相关译作，一览由张井梅和王利红合译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译者在“译后记”中，遽然冒出了这一句：“翻译是一次思维和心灵的对话，这个过程远未终结。”这顿时使我眼睛为之一亮，说得好，由此言引发了笔者的无限遐思。
从情感史的视角而言，译事不只是自我静默状态下的文字转换，也与译者的情感等非理性的因素相关联。译者在译的过程中的自我感受与原著旨趣和作者的碰撞，无不启迪译者在润物细无声的感染下，会做一次超越时空的思维和心灵的对话，这不正是情感史研究所应关注的吗？
下面，我列举二例说明之。一例为大众熟知。“左联五烈士”革命诗人殷夫译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译者译成中国古诗的五言绝句格律，表明他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译者的情感，他带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志向，在译诗时真切地做了一次思维和心灵的对话，显现了译者“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理想追求。
一例为大众所陌生，说的是：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广泛流行的一首诗，诗曰：“青春多美丽，时序若飞驰。前程未可量，奋发而为之。”记得我在课堂上讲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总要背诵这首诗，以此形容那个朝气蓬勃与奋发向上的时代、那个风华正茂与人才辈出的时代。其实对照原版，原意表达的意思和中译相异。这首由洛伦佐·美第奇所作的诗很一般，按其本意是感叹时光飞逝，劝导人们及时行乐。这当然是对中世纪的神学和禁欲主义的反叛，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这首佚名诗的中文版，它具有鼓舞人心、奋发向上的意韵，倒像是一首“励志诗”，不是吗？在前两年，乘着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热播的时机，也热了一阵子。我想这诗中译时，也许译者与译时的时代氛围和情感相牵连。
如此说来，翻译的语言转化，绝不是“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罗森宛恩语），文字也具有“历史的温度”（刘建东语），与情感因素有着瓜蔓株连的衔接。
由此说开去，由文及史，文史交融，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当是同一星空下文史学者的共同旨归。“消灭自我”？昔日文论已随浮云掠过；“无色彩”的历史？也似一个梦幻。兼及文史合一的情感史研究，同理。进而言之，可以窥探到文史学人心灵里反射映照出来的一种“心灵的图景”。
探索犹如登山
我国学界的情感史研究，就目前总体而言，还是在起步阶段。此时，译事当先。当下，情感史译事颇有起色，除上文提到的《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光启书局的情感史系列近期又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乔安娜·伯克的《疼痛的故事》，威廉·雷迪、彼得·N.斯特恩斯、芭芭拉·罗森宛恩等情感史的名家名作也会接续而来。除该系列外，还有《什么是情感史？》等书的中译本即将出版。须知，建造巴别通天塔（指译书）的伟业，需要时间，聚沙成塔，积之恒久，方可通天也，中国学界的情感史研究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总要前行，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行。借此一角，我把两年前为复旦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创刊号所写的“寄语”最后一段话献给中国的情感史研究家，语曰：“探索犹如登山，我以为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沿着崎岖山路攀登的人，才能登上峰顶，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情景，我们的历史研究亦然。”愿我们共勉之，共为之。
观当下，由光启书局建立的“情感史”书系，为中国学界，为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尤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它将嘉惠学林，泽被史界，影响后世。让我们携手同行，在这套书系主编王晴佳教授的主持下，共同为此而作出各自的贡献。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
王晴佳 主编
[德]乌特·弗雷弗特 著
黄怀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