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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50.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1.5%。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催生了新的劳动力组合形态，外卖骑手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新兴职业群体。2022年有624万骑手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预计未来5年，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将达到3000万。同200多年前工业革命导致劳动者结构大转型引发广泛关注类似的是，数字技术应用造就的大量外卖骑手群体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学界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都聚集于外卖骑手的工作领域，讨论数字技术与外卖骑手群体劳动实践的互动机制，分析他们的劳动技能、劳动方式、劳动关系在劳动数字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面临的挑战。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数字技术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现实影响，有些学者自己去做骑手，通过深度参与观察写出了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学术成果。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有意无意地沿用了分析封闭性工厂劳动的理论视角来看待数字平台的劳动过程及其中的劳动者（骑手群体），既未能系统地分析数字平台经济组织模式的社会化特性，也较少关注到外卖骑手群体更为丰富的生活世界及其对生产劳动的影响。事实上，相较于传统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生产封闭性而言，平台企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化特性。对劳动者而言，选择数字平台的工作，不仅仅是选择一种谋生职业，更是选择一种生活。
在笔者看来，平台化劳动组织模式的社会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组织超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卖平台企业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技术集合体，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形塑型企业；二是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其工作场地具有极大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这会导致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类工作关系（包括外卖骑手之间的关系）高度疏离和离散化，这会对平台劳动者的团结和集体意识产生直接影响；三是数字游民依赖平台系统获取业务，他们需要逐网络而居，择平台而栖。不过，对于外卖骑手群体而言，必须要身体在场才能完成工作任务，这导致其生产世界与生活世界相对融合，而且他们的职业身份也趋于多元化和模糊化。数字化劳动的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需要转换理论视角，关注外卖骑手群体的更为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世界，讨论数字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样才能够更真实地认识和了解这个新兴群体，更全面地分析外卖骑手群体数字化劳动过程所具有的新特征，从而为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以及数字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一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骑手群体——这一广被“凝视”的新职业群体——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创新，带着我们走进了多元面向的骑手世界。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朱迪、崔岩、郑少雄、高文珺四位作者在转换外卖骑手研究视角方面所做出的创新努力。他们在理论对话的基础上，通过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就业、家庭、消费以及社会态度等方面生动刻画了骑手群体的生活世界，带着读者走进了这个规模庞大的新兴职业群体，让我们能够更为立体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个群体所思所行。在他们笔下，骑手群体不再是抽象个体，而是具有情感焦虑、职业担忧以及多样化社会联结等鲜明主体性特征的劳动者，他们将外卖骑手劳动视为一种“情感劳动”的定位也让我感受到了文字背后的现实关怀。
在扎实经验研究基础上，四位作者更从方法论角度对骑手群体的研究进行了自我反思，思考骑手群体研究背后的隐喻及其对研究客观性所造成的影响，提醒社会学者们在“底层叙事”过程中要思考如何避免所谓的“过度建构”并展开价值相对中立的分析。（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
朱迪 崔岩 郑少雄 高文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