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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全球科创版图中，中国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在《202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中，“北上深港”一同跻身全球科创20强城市行列；《2023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显示，北京连续6年在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上拔得头筹，上海则首次进入前四。
新时代新征程，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何以向最好者学习、与最强者看齐、跟最快者赛跑？透过一部部专著，我们从历史中、从案例中、从政策中探寻跟踪模仿向创新引领转变的理论逻辑、技术逻辑、实践逻辑。
「从“破坏”到“有迹可循”」
创新，是冲动，是变革，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被誉为“创新理论”的开创者。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精神”等一系列新概念。该书第一版以德文写成，出版于1912年，面世后轰动西方经济学界，时至今日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熊彼特不仅从经济系统的经验现象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也在经济思想创新中践行了“创造性破坏者”的角色。他的“创新理论”突破了经济增长只是一种资本积累（投资和储蓄）的传统观点，强调“现代经济的关键特征，就是不断地向前发展；发展的本质则是创新”。
这里的创新特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也就是持续不断地“创造性破坏”。因为创新不会连续而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上，且常有断续和高低等不同状态，就形成了商业循环和经济周期。
创新，是灵感，是天赋，也是一个有迹可循的过程。
东方出版社推出的《创新魔方》一书，从体系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思维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专利创新以及硬科技创新等方面，梳理提炼出70余种创新方法，并详述各种方法背后的逻辑。
比如，差异创新法，让你的产品非同凡响；跨界创新法，跨界不等于“乱炖”；求简创新法，将至繁归于至简；微创新，并不是“伪创新”。
又如，分布协作式创新法，“三个臭皮匠超越诸葛亮”；约束创新法，将限制转化为优势；“专精特新”创新法，让企业成为“隐形冠军”；连接创新法，让万物互联互通。
《创新魔方》认为，创新需要天赋，更需要技巧和方法的指引。这就跟骑自行车、游泳等技能一样，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它、掌握它。只要找对方法，有目的地增加量的积累，是可以达到质变的。
当然，真正的创新不只是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人云亦云的简单模仿，而是要进行超越和再创造，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长期碰撞和酝酿。创新，是产品，是服务，是方法，是管理，是过程，是结果；成功的创新，是“思前人之所未想，行前人之所未动”，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从“现象”到“奇迹”」
从概念意义的创新迈向实践意义的科创，要经历些什么？
在美国的科创史上，有三件大事：一是1862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大学法案》（简称《莫里尔法案》）；二是二战前后范内瓦·布什建立起美国政府资助科研的体制；三是1980年通过的《贝赫—多尔法案》。
透过这三件大事，《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试图解释美国何以成为创新大国。
首先，《莫里尔法案》使得美国得以创办州立大学，保证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知识精英投身创新当中。
其次，范内瓦·布什是美国创新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如果把整部美国创新史以及美国成为创新大国的原因浓缩到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就是范内瓦·布什。
《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讨论的内容几乎都是基于范内瓦·布什所构建的美国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的机制。甚至美国政府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疾病治疗和大众健康以及公民福祉的研究，都是1945年范内瓦·布什在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书中指出的。
再次，《贝赫—多尔法案》明确了由政府支持的研究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由谁来获得。它的答案是发明人和承担科研任务的机构，而不是政府。这个决定激发了科学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也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知本家”，即通过发明创造发财致富的人。
作为美国的科创中心，硅谷数十年来持续引领世界潮流，秘诀又在何处？
玛格丽特·奥马拉是华盛顿大学历史教授，曾为克林顿总统团队成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纽约时报》供稿人。她以独特的职业生涯和专业素养，历时5年进行调研和访谈，创作了《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
从“现象”到“奇迹”，硅谷拥有一个适宜科技产业生长的“热带雨林”。这个“雨林”汇集了创新、创业、创富等丰富资源，如高度密集的高素质人才、高水平的创意与创新活动、成熟的金融体系和专业化的中介服务体系、便于推动全球化的区位优势以及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文化等。
在《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新思维》一书中，作者以美国720个国家实验室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发掘出美国创新模式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一，重点培养年轻人的创新冲动和创新能力。
美国的决策者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产品升级换代的周期大大缩短，产品一般两年就会更新。每一次产品的重大更新，都预示着原有的核心技术被快速淘汰。为此，美国许多大学把创意和实现创意的能力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方向。
在创新实验室中，把激情激励、善于想象以及辨别、判断、捕捉机会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同时，鼓励学术自由、个性心灵释放，在鼓励打破传统的宽松环境下，创意受到尊重。
第二，鼓励学科嫁接和知识再造，提升使用知识、组合知识、开发知识的能力。
创新实验室没有严格的学科或学科分类，大部分为跨学科的探索，如把数字技术与话剧结合研发数字话剧、把人工智能与医学结合研究智能化人工器官、把化学与电学结合研究导电油漆等。
创新实验室的教学提倡知识加工，即在大量已有知识基础上深层次地开发。他们认为，知识加工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最佳选择和出路之一。大学生要学习知识，更要掌握使用知识、组合知识、开发知识的能力。
第三，建立研发链、产业链、市场链贯通的完整创新链。
创新实验室的管理者认为，世界上有80%左右的研究是效率低下的，其原因在于没有研究“正确的问题”，即没有对未来的设想和明确的方向。有鉴于此，需要采取逆向思维：从市场需求反向推进学习。
第四，创造支持年轻人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
美国创新实验室特别注重专利维护和市场策略设计的研究，如核心专利申请、专利策略规划、市场网络搭建等。这些研究既解决了创新的前景问题，也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还可以让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增值。
「“从0到100”」
关于科创，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比喻：原始创新是“从0到1”，科技成果转化是“从1到10”，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从10到100”。 “从0到1”主要是科研界的事，“从1到10”主要是成果转化机构的事，“从10到100”则主要是企业界的事。
从2006年开始，上海发起了“科技小巨人”这项极具前瞻性的政府工程。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设定的“科技小巨人”门槛也是高的，申报企业的年销售额应当超过1亿元（软件或服务业可以调整为6000万元），研发人员占比不低于20%（软件或服务业则要求不低于50%）。
《柔性组织：增长模型与人才供应机制》的作者郑旭，曾受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委托，为“科技小巨人”总裁班设计课程。在教学互长与持续跟踪过程中，他发现科技企业普遍面临“成长的烦恼”——
科技企业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在得到市场认可后，销售额会迅速攀升，每年销量翻一番属于正常情况。但是，很多企业在销售额超过1亿元后，增长速度会不约而同地降下来，最终盘旋在年销售额1亿元至3亿元之间。
基于走访调研，郑旭发现这一现象的存在，根本原因并不是市场订单饱和，而是科技企业多采用传统企业组织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的高速变化，导致交付能力不足，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发展。
比如，销售部门拿单时，并不关心订单是否与公司技术能力相匹配；技术部门选择零部件时，并不关心其是否容易在市场上采购到；资材部门采购原材料时，对于质量的关注远远低于生产部门的期待。每个部门都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导致协同效率很差，公司难以交付更多的订单。
郑旭说：“在科技企业里，这个现象相当普遍。”创作《柔性组织：增长模型与人才供应机制》一书的念头，即源自这种初心：希望能够将科技企业从交付混乱之中解放出来，让其顺利成长。
所谓柔性组织，最具特色的创新在于“中台建设”，将公司关键技术资源从日常订单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更重要的事务。在“中台”的支持下，前端交付工作由柔性小组承担，每个柔性小组对应一个订单，响应速度快，柔韧性强。柔性小组因订单而产生，随订单结束而解散。
从创新链到产业链，除了企业作为之外，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紧接着，又成功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连续成功发射卫星的事实，意味着美国人此前对苏联科技水平的判断是错误的，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在太空探索和导弹等关键技术领域超越自己的现实。
这一“卫星时刻”推动了一次系统转型。美国政府迅速建立起新的机构、新的制度和新的体系，一系列“任务导向型”项目逐渐铺开。著名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58年成立，专门资助前沿开创型的技术研发活动。同时，美国国防部和精英大学还开设了专门支持前沿技术进行商业转化的风险资本，联邦层面在若干重点领域公布了多个由政府引领的长期资助项目。以此为契机，美国政府开始在全社会的科创投资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一步通过以《拜杜法案》为首的多项法律，授权并促进联邦政府与军方所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经由科研人员私有化之后进行商业化开发。这进一步畅通了“从0到100”的路径。
《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一书总结，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家参与科创活动的模式和程度各有差异，但在创新发展与转型的成功案例中，都能明显观察到国家的双重角色：一是作为创新活动重要的制度供给者和资源配置者，二是作为创新经济系统转型的关键推动者。
「从“科技园”到“科学城”」
视线拉回到上海，从“蛟龙”入海、“天宫”探月、“北斗”指南、“墨子”升空、大飞机翱翔到创新药、中国芯、最强光、未来车，大国重器背后都有不可磨灭的“上海印记”。
进入新时代，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何以取得如此多的成就？面向未来，还有哪些发力点？《为什么是上海？》以张江科学城为样本，展开了“麻雀解剖”。
张江科学城作为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承载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战略任务。从“科技园”到“科学城”，张江不仅实现了空间地理上的扩容，还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之路。
比如，以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集聚了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机构，包括张江实验室、李政道研究所、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等顶尖科研机构，张江药物实验室、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
又如，大科学设施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以来，物理学界取得的三项重大突破，即中微子振荡、希格斯玻色子、引力波的发现，都是通过大科学设施发现的。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张江科学城初步形成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
高精尖的科研仪器设备属于实打实的“重资产”，很多中小企业因价格昂贵而买不起、用不上。在张江科学城，中小企业不必自建实验平台，不必购买仪器设备，只需登录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即可一键查询近千家科研单位的共享仪器信息，主要技术指标一目了然。
张江科技城的每一步发展，还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例如，颁发首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率先探索形成集成电路保税监管模式，率先试点外籍人才口岸签证等。
“科学家创造价值，企业家实现价值，工程师做实价值，投资家放大价值。”从张江到上海，对海外战略性人才、领军人才给予“国民待遇”，对市外来沪创新创业的人才群体给予“市民待遇”，对体制内高端研发人才给予“市场待遇”，成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的一大基础性共识。
放眼全市，张江科学城、“大零号湾”、G60科创走廊、杨浦科创带，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形成东西南北四大创新格局；展望未来，上海将着力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向最好者学习，与最强者看齐，跟最快者赛跑。百年变局之下，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也是“最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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