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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城市的两个外来者，女儿小满看到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无助的眼泪，母亲春香痛惜灯火辉煌写字楼里年轻人焦虑的脱发。母女俩多了一层职场人对职场人的相知相惜，她们彼此理解、彼此看到。这一份看到，让人感到温暖，让人得到成长。
本刊推出“素人写作”系列报道，《我的母亲做保洁》为首篇。“素人写作”，记录附近，记录平平无奇又支撑一切的“我们”。
《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小满著，光启书局
独立生活十几年后，“90后”小满与刚过半百的母亲春香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36平方米的空间，把爱放大，也放大差异。她们在房间中吵架，“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我们火山般一触即发，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小满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从事过深度报道工作，现在深圳的互联网大企业工作，和丈夫租了房，养了两只猫。春香来自秦岭下的小村镇，小学三年级读了几天就辍学了，早早嫁人后生儿育女、种田养猪、采摘中药搞副业。她到建筑工地给人做过饭，去砖厂茶厂打过工，当过保姆，直到有一天在县城里没找到合适的活——小满说，来我身边吧，我帮你找一份工作。
来到深圳的春香，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看到大海，她触摸了海水，尝了尝它的味道，然后对女儿说，她看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看到了大学生在大城市过得也不轻松。在接下来的3年里，春香先后在商场、政府大楼和高级写字楼当保洁。春香每天走出两万步，从她的小格子间丈量了这座城市的折叠，她学会了30余种清洁工具，倾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打工者的呢喃。为了和母亲重新达成连接，小满鼓励母亲聊聊每日见闻，并开始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教母亲识字和写字。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为母亲文化扫盲，但其实，是身为保洁员的母亲以蓬勃的生命力，为已扎根城市的女儿扫除心灵负累的过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城市，两个女人，互相陪伴对方整整900个日夜。她看到了她的不易，她理解了她的坚持。小满看到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无助的眼泪，春香痛惜灯火辉煌写字楼里年轻人焦虑的脱发。母女俩多了一层职场人对职场人的相知相惜，她们摸索着也碰撞着步入一片新天地，用全新视角重新看到对方，看到生活，看到爱——这一份看到，让人得到喘息，让人珍重自己的来处，让人感到温暖。
所以小满强调，《我的母亲做保洁》是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写下自己的名字
记者：春香阿姨拿到这本书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张小满：光启（出版社名字）把样书寄到家里，是我妈妈拆的快递，那是去年11月底的一天。拆开箱子后，她拿出一本书，第一句话是好小啊，然后她说，还挺好看。书的封面是粉色的。画面上是保洁员竖起一块“小心地滑”的黄色标识牌，地面上是一摊亟待被打扫的水迹。这摊水，映照出了天上经过的飞机，这是妈妈最喜欢看的东西——在深圳我们的家里，她发现天台是一个好去处，因为在那里能看见飞机。
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就在心里记下来，又起飞一架。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妈妈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带个喜讯上北京。”所以妈妈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经常跟我开玩笑，“你把妈妈也带上”。这次，她的故事，她的书，先于她坐上了飞机。
妈妈春香，饼干（小满丈夫）/摄影
记者：她喜欢书的内容吗？会在书上签名吗？
张小满：她很开心，妈妈学会识字后，每次念什么东西，就会轻轻念出来。拿到这本书后，家里又响起了她的低声念字的声音。她下班后，就在餐桌边或者在床上一边看，一边又补充了很多细节，我就直接在书上标记了，如果以后能再版，我一定会补充进去。
一开始有朋友要她签名，她很羞涩，因为她的字写得不够工整，她总是躲起来签名，签得很慢，写一次“春香”要半分钟。如今，她写得熟练些了，也有了自信，能大大方方写下自己的名字。
现在妈妈在一幢新的写字楼做保洁，主要工作是擦电梯，有好几次，她被在那里上班的白领认出来了。别人问她是不是春香阿姨，一开始她会否认，否认不了就承认，等到熟了以后，她就反过来采访他们，问他们好不好，过得如何。
记者：挺“社牛”的。
张小满：对，妈妈的观察力和表达力都很强。有时我觉得她不是融入了深圳的生活，而是直接把她的乡土社会的逻辑用到了城市，她来深圳不久，就在工作中认识了附近街道的环卫工阿姨、垃圾房分拣员阿姨，认识了一起当保洁的同事，后来到写字楼里当保洁，她认识了那里的白领。她会在街上和人打招呼，去别人的出租屋做客，她很快就不需要我带领她认识深圳，反而是她让我看到了深圳的另一面。
我在书里写到的垃圾房分拣员雨虹阿姨，后来成了我妈妈的朋友，她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经常会在垃圾房门口驻足聊天。她们知道我们的书写到了她们，觉得很开心，可能她们并不会去阅读。还有的保洁员阿姨遇到我妈，并不说到书，她们只是说些生活近况。
记者：春节回家，陕西的亲戚朋友们怎么看春香的深圳故事？
张小满：我们2024年春节没回去，打算春天再回去。老家县城里的亲友们基本都收到了书。一个有趣的事是，我妈妈这辈的人，对出书这件事没什么兴趣，像我的舅舅和阿姨他们，就说一声，哦，知道啦，小满从小就挺喜欢写作的。倒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他们会来主动和我分享读后感，会和我聊他们和父母的关系。
记者：对赚来的稿费，春香阿姨会存起来吗？还是会给自己添置什么呢？
张小满：我和她说，这不是女儿的创作，这是我们共同创作的，我要让她认识到她自己很重要，她不仅仅是来城市投奔和依附女儿的母亲。对于赚来的稿费，我想她会存起来，她在慢慢享受一个被人承认的过程。
不能退休的人
记者：在书里，你写到许多保洁员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许多来自农村，拼命工作，为自己存养老钱，更是为了贴补孩子。
张小满：我见到有的保洁员家里条件还不错，孩子考上北大的，也有为了防止自己沉迷麻将所以出来工作的。但更多是为生活所迫的人。我见过年纪最大的是一对70岁的保洁夫妇，每天都上16个小时的连班，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才走，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如此工作十几年，很少离开那栋大楼，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大概能挣七八千块，他们要贴补一下自己的孩子。
还有我妈妈的同事老周，他65岁了，每天要做3份工：4:00—6:00 打扫一处小区楼道及地下车库（4800元/月），7:00—17:30打扫写字楼外围（3300元/月），18:30—20:30在一待拆迁小区做垃圾督导（1200元/月）。他用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20年里养大了子女，帮儿子买上了房、娶到了媳妇。如果孩子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他们会放下一切过来帮忙带孙辈，如果孩子不能顺利在社会上立足，他们就不辞辛劳继续打工继续贴补。
我妈妈也一样，过年也不愿意休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拒绝旅游，轻易不回老家，因为这些都需要钱。有一次我和丈夫想带她去体检，真的是好说歹说，可是妈妈舍不得请假，所以清晨5点多去干活，7点去体检，11点结束又立刻跑回公司打卡。每当我为这些和她吵架时，她就会把“八十岁老头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挂嘴边。
我觉得，他们这些觉得自己理所应当为下一代牺牲和付出的人，不能退休也不敢退休的人，可能是最后一代。
彼此启蒙
记者：在工作的时候，春香阿姨开心吗？
张小满：她有开心的时候，也有被奶茶气哭的时候。
我们买奶茶和喝奶茶的时候，可能很难想象它是保洁员的噩梦。因为奶茶杯里总会有剩余的液体，大家随手扔进垃圾桶，有时瓶口倒伏，黏黏糊糊的糖水会沾在垃圾桶上，倾倒在垃圾袋里，或者流得到处都是。妈妈一辈子没喝过奶茶，却要在垃圾桶旁日复一日地处理它。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是因为看到我们书中这个细节，决定以后扔奶茶和垃圾时都要小心一点，要心里有人，要知道维持城市清洁背后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是别人的父母和爱人。
妈妈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以前她到矿上打工，讨薪的时候就坐在马路上把老板的车拦住。做保洁员时，遇到领导催她，她就会不卑不亢地回应：“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有时领导责怪别的保洁员，她还会出声维护同事，在微信群用语音发上一大堆话，也不管人家听得懂听不懂她的方言。她觉得万一被解雇了，大不了再去找下一个。
对于工作，她不怵的。但她曾试图去做上门做卫生的钟点工，发现看不懂路牌，学不会导航，无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种复杂的公共交通工具时，还是觉得很遗憾。每当这种时候，她都会一遍遍感叹：如果天下有后悔药，她小时候一定去念书。
记者：所以你开始教她认字。
张小满：她有时下班回来，刷短视频刷好久，我就和她说，用这点时间认字吧。你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她在微信里，把我们老家亲戚名字打一遍给我的欣喜。
还有一个，是来自同伴的力量推动了她。比如我们认识的垃圾房分拣员雨虹阿姨，也是从外地到深圳打工的。起初我觉得雨虹阿姨整天要待在垃圾房很可怜，但后来我发现她能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写一手漂亮的韩国字，原来她给韩国人当过20年保姆。人即便成年了，还是可以学会新事物，学一门新的语言，这件事对我妈妈的鼓励很大。
去工具化
记者：除了倒奶茶垃圾时和上厕所时当心一些，我们还能为千千万万的“春香”做些什么呢？
张小满：我想，不能对普通人要求更多。
我不能对别人提出要求。因为普通人面对生活时，本身就有许多困境。就像我妈妈到现在，也觉得自己是下等人。虽然我们嘴上说职业不分贵贱，但在生活中你对待保洁员和白领能不能平等呢？我觉得在推动职业平等性上，大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我每天早上会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地门口有一个始终腰板笔挺的保安大叔。打照面次数多了，我们会互相打招呼，有一天我和他聊了几句，他非常高兴地邀请我到工地口的保安房间坐了一会儿，告诉我他来自河南，原本是一个乡村小学语文老师（他强调他当过校长），因为儿子在上海安家养孩子了，所以他提前办了退休，和老婆到上海来，他说他还想自力更生，他觉得保安房间是他的窗口，观察上海给他各种扑面而来的信息，观察建筑工人进进出出（和他们吵架，也被他们欺负）。他那种老师的气质还很明显，用词十分文雅，张望的样子带着孩子似的好奇。他每天站在工地门口迎送的样子，让我想象他当老师时每天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样子。
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他说“今后共同提升”，给我分享他觉得好的诗词。所以谢谢你记录下“附近”，谢谢你记录下“常识”，谢谢你记录下平平无奇又支撑一切的“我们”。
张小满：真好。在城市里生活，大家很少能向下看。或者说在家庭生活里也一样，有时你会不自觉在剥削别人的劳动、无视别人的劳动。有时你看不到保洁、保安、菜贩、快递员，有时你也看不到你的配偶、同事、子女。我想，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要常觉有愧，要看到别人，或许也能因此，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人。
记者：把对方当人是非常艰难的。
张小满：是最难的事。我现在在大企业工作，有时也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每天上班时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在一边被驯化一边抗争，一边抗争一边也在被驯化。即便职业的形式或者内容把你当工具，但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工具。
记者：请别介意，因为我在之前采访你的音频节目里看到，会有人评论说，你是不是在“贩卖苦情”，认为“你看不惯母亲下班后在家刷短视频”也是一种“傲慢”，问“为什么不能让辛苦工作回家的妈妈刷刷视频取乐”。你怎么看这点？
张小满：如果留言者是完整看完书的，绝对不会认为是贩卖苦情。我觉得我是在克制、理性、真实地记录妈妈的生活，读完这本书，不会感受苦难，底色是温暖的、是有力量的。
看不惯母亲看无聊的短视频的事情是存在的，我也干涉她了。我没有向读者隐瞒我的情绪。我想让读者知道，这是一个在家里的场域中，我承担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我是妈妈，春香是女儿。就好像我小时候，我玩凉水，妈妈也会教育我。我认为没有目的性地刷短视频没意思，应该用这些平台学点东西，去看学读书的视频，看学拼音的视频。我想让读者理解，我和妈妈关系的复杂和关系的倒转。我们是沟通的过程，不是强制的过程。
我们两个女性，有平等的交流，但平等不是放任自流，是交流后能够改变和达成共识。而且，我妈也确实通过看短视频认字、写日记，直到现在能看整本的书。
春香说，如果你不管我，不让我认字，我都读不完你的书。我俩是交互的过程，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希望大家能从更多维度理解母女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记者：你的父亲怎么看你和妈妈的互动？
张小满：我爸上过高中，但他小时候太穷了，错过了很多机遇，最后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工，渐渐就认命了。他以前在各处打工，比如在矿上的生活，他也会做一些记录。他来深圳后，也在一个豪宅区做保洁，他写了好几万字日记，写他观察的住户，那些最早在深圳发迹的人的悲欢喜乐，有机会我也准备帮他整理出来。
女儿和父亲的关系，与女儿和母亲的关系很不一样。有时我们会在对话的时候，忽然觉得他是个陌生人。有时我会感慨人生怎么那么不真实。我父亲和我母亲这样的记录很有意义。我觉得能和自己对话的人，不再慌张。
我们老家的房子还在。也许有一天他们能回到乡下，继续去放羊放牛种地种菜，这是他们对叶落归根的打算，那里有山，有地，那是永恒的。
记者：你会用和解这个词来形容你和妈妈的关系吗？
张小满：我讨厌“和解”这个词，这个词太轻飘飘了，我觉得应该用“成长”。
很多人说，与苦难和解，一个人不可能与过往和解的，他只是成长了。我想把自己作为方法，投入进去，以我的人生作为一个历史的底稿。
我是留守儿童、是小镇做题家、是大厂女工，很多社会的节点，我都踩到了，我的身上有时代的标签。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因此非虚构写作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目前不写别人的故事，也不想进行很宏大的叙事，就是先按着这条路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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