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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汪品先先生的一封信，是今日“书话”的缘起。
那个学期，这位时年81岁的院士自荐为全校本科生开一门名为“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选课。同济大学官网上一封408字的公开信，是他向青年们发出的“邀请函”，观点尖锐、文字炽热。
“在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文、理之间都产生了断层，客观上的后果是两败俱伤。这门课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老师在课堂上的演讲和学生在网上的讨论，激发起热情和火花，在科学和文化之间构筑桥梁——哪怕只是架在校园角落里的一座小木桥。”
7年后，这份修改整理后的讲课记录付梓——20多万字的《科学与文化》。架桥的人，焦灼依旧。
在我国以科技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汪品先坚持鼓与呼：原创性科学的动力不是应用，而是文化，片面强调应用价值的结果就是难有重大创新；而科学的土壤应是中西交融、海陆结合的新文化。
走进同济大学海洋楼三楼汪品先院士的办公室，听他说说心中那座“小木桥”想要联结的山与海，一路践行的高与低。
科学既是生产力，又是文化。作为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趣的。但是我们往往说了前一句，丢了后一句。
上观新闻：这本书的发端，是2017年您在同济开设的“科学与文化”系列通识课。能谈谈当时您在忙碌的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做这件需要花功夫的事，初衷是什么？
汪品先：我想要告诉同学们：科学既是生产力，又是文化。作为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趣的，但是我们往往说了前一句，丢了后一句。基础科学的原动力并不是应用，而是好奇心。正因为科学是有趣的，老师用不着虎着脸教，学生也不需要皱着眉头学。
在同济大学任教50余年，我强烈感觉到学生的活跃程度在发生变化。1978年恢复高考后，学生问问题问得很“凶”，课堂上有不同意见会跟你争论。可是这种“凶学生”越来越少了，后来没有了。学生越来越“听话”，甚至招来的博士生越来越“乖”了。
之前我还开玩笑跟同事说，是不是因为同济大学门口这条路叫“四平路”，所以我们的学生太“四平八稳”了。但是了解下来发现，这并不是个别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大学生队伍、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论文数量第一，但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我们好像缺了点什么，缺了科学上的闯劲，太“听话”、太崇拜权威。在现代科学领域，外国由于先发优势已经确立了权威，我们往往会过度崇拜国外的结论，缺少挑战前人的勇气，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反对主流的观点当然更难。可是我坚信，没有阻力就不做功，这个物理学上的定理在科学创新领域同样有效。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学创新的号召，我感到特别兴奋。会后我和周光召院士谈起，都觉得号召很好，但是不够，还得指出创新要克服哪些问题，创新不是号召得来的。
此后我在媒体上发起了面向社会的讨论。比如2011年，我发起了“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障碍在文化，在于缺乏创新文化的土壤。可惜那场讨论意见一边倒，没有争论。于是在2015年讨论“如何重建创新文化的自信心”时，我想干脆提出方块字在科学里好不好用的问题，并且主张用汉语“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当时我希望用有些“极端”“刺耳”的表述，来“逼”大家正视。例如：汉语在现代科学里还有没有地位？汉语是不是留给说相声用就够了？但是这些问题遭到一些人的反驳，说是“人为扩大汉语在科研上的应用”。这讨论不了了之，有人仍然认为，汉语对于现代科学是不合适的，中国文化在科学创新里没有地位。
我明白许多事情光提意见是没有用的，说一百遍不如自己做一遍。创新不是科学特有的需求，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整个社会应该有非常活跃的创新交流气氛，无论是科学普及、科学家与大众的沟通，还是科学文化的促进，都是重要的活跃因子。这方面，学校教育是第一责任，如果科学文化在校园都无法得到催生、弘扬，那么在马路上更加做不到。于是2017年我决定开课。
在为此开设的课程介绍里，我对学生们说：“这门课并没有‘要考的’知识，也不教你‘有用的’技巧。这门课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多想想。”想什么？想科学和文化的关系，科学就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元素。
在科技创新领域，不发达国家产出的是记录的数据、观察到的现象等“原料”；发达国家不做这种“低级”的生产活儿，而是做深加工。
上观新闻：您深感文理脱节是阻碍创新思维的“毒药”，强调原创性科学的动力不是应用，而是文化，片面强调应用价值的结果就是难有重大创新。对此能否展开谈谈？
汪品先：我常说科学不仅是有用的，更是有趣的。以我自己为例，1999年我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钻探，岩芯分析的结果发现海水碳循环有四五十万年的长周期，查阅发现这是世界大洋影响气候演变的重要因素，我激动得饭也吃不下。当时我爱人在国外，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外面兜了两个小时，下了小雨也没感觉。虽然后来这个思路被证明方向是对的，细节不完全对，可那份快乐是不做研究的人很难体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搞科学就跟搞艺术一样，灵感触发那一刻，是难以言传的喜悦。
文理脱节是一种表现，背后是忘掉了科学作为文化原有的乐趣。在教育过程中，应该要思考如何拓展学生的科学视野，使他们不囿于越来越细分的专业领域，热爱科学本身，而不只是专业训练。如果是后者的话，学生在科学创新领域是走不远的。真正的源头创新的动力，是对科学的“迷恋”，而非为了达成某种具体目的。
在研究领域，我越来越意识到，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了，科学也有着全球化的趋势，这一点，跟我一样搞地球科学的人都特别有体会。
类似“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全球化”，表现也是两极分化的：即在科技创新领域，不发达国家产出的是记录的数据、观察到的现象等“原料”；发达国家不干这种“低级”的生产活儿，而是做深加工。“原料”产出也能发论文，也能毕业，也能得奖，甚至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作报告，但创不了新。即使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吃力了半天，依然在创新产业链底层，为他人作嫁衣裳。
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带有地区性的科学都带有强烈的欧美的印记，这样的情况在地球科学和宏观生命科学这些地区性较强的学科中尤为显著。在这些领域中，中国科研人员如果盲目跟着走，没有自己的主见，可能可以发表很多论文，得到一些外部肯定，但却会失去自有的深加工能力，而那却正是创新的本源所在。
举例来说，我所在的海洋地质科学领域，国际主流观点把大西洋作为研究海洋盆地成因的典范，南海的形成就是大西洋模型的翻版。前几年我们在南海实现了3次大洋钻探来检验南海成因，结果否定了前人的结论，我们发表的论文的题目就叫《南海不是小大西洋》。
这不光是南海的事。板块学说是地球科学的革命，依据的主体是大西洋的张裂，但是最大的板块俯冲带在西太平洋，这才是研究板块学说的难点所在。今时今日，中国的科技创新不应继续“跟随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大西洋张裂是板块学说的“上集”，那么中国科学家应该在西太平洋主演板块俯冲的“下集”。
主演“下集”的底气，便是文化。科学创新要有文化土壤，而这土壤不应该只来自西方。
当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时，明末的中国曾错失参与的良机；清朝晚期试图引入西方科技时，又因为坚持“中体西用”而失败，结果使得科学成为西方的特色和东方的弱点。100多年来，中国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关系的主流观点曾经出现多次反复，至今缺乏系统的反思，成为当前学术界发挥科学创新潜力的一大障碍。
然而，我们看到，赢得国际声誉的华人科学家，尽管久居海外，仍然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1999年，在中国科学院5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讲物理学里的“对称”，说苏东坡的回文诗就是对称，顺念倒念都成诗；李政道举出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说这里大概就是“物理”二字最早的出处。丘成桐说得更透，在十多年前他说过：“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30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得其趣。”
系统思考追溯传统文化当时因何形成阻力，或许是有意识地在阐扬中华文化精华基础上实现“转型”的起跑。
上观新闻：客观上说，传统文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现代科学进入中国生根发芽。对此，您如何看？
汪品先：东方的传统文化里，存在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需要通过文化反思来促进科学创新。为什么科学进入中国这么难？现代科学能够在欧洲产生，到了中国为什么就不能适应？如果说16、17世纪由书生们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努力没有成功，为什么19世纪由政府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安排也以失败告终？系统思考追溯传统文化当时因何形成阻力，或许是有意识地在阐扬中华文化精华基础上实现转型的起跑。
岔开说一句，2019年正逢“五四运动”100周年，我内心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层面追溯、反思的最好时机，应有更多人直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它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越了科学问题，指向更深层的文化自省：“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遗憾的是，这期待并未发生。
回到问题，我认为阻力的关键在高层。西学东渐，早期靠传教士，后期靠留学生。明末清初的皇帝看上了欧洲人的火炮和编历技术，把西洋教士召进宫来为我所用，但是这绝不等同于接受西洋的科学，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不惜开刀。康熙四年的“历法之争”，12岁的康熙皇帝按照保守派的主意，判决传教士“凌迟处死”，恰好当时发生了地震，又加上皇太后出面干预，传教士才免于一死。后来，欧洲天主教内部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于是，从1721年起，清朝禁止基督教传教，晚明开始由传教士传送科学的活动也就戛然而止。
从本质上讲，明清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接受西方科学的思想准备。中国不可能屈尊就卑去接受“西夷”文化，只有吃了败仗才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只能要技术不能要思想。洋务运动的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殊不知“技术—科学—思想”三者环环相扣，是条切不断的链子，这也就是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即便学术界一度闪现出科学之光，也无法维持，因为没有人接棒。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总共15卷，明朝的徐光启在1607年翻译了前6卷，后9卷却要等到清朝的1857年方才翻译出版，前后相隔25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版了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如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1848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在国内遇冷，《瀛环志略》还因受到攻击而被迫停印，但是在日本却大受欢迎，成为启发“明治维新”的重要读物。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缺乏能为变革做舆论和策略准备的思想家。戊戌政变背后的学者是早年的状元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三朝元老”虽然极力支持变法，可是本质上还是位保守文人，对洋务运动就持反对态度。同时，中国古代学者历来宽衣大袖、动口不动手，做科技实事的人如造纸的蔡伦、下西洋的郑和，都是宦官，不是读书人。
中国的科技创新如何把握周期峰谷的红利，自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领航，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深思。
上观新闻：书中写道，科学的土壤应是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在您看来，怎样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
汪品先：究竟如何处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这是争论百年的老问题，但由于缺乏深刻的反思，至今我们的认识依然混乱，有些流行的观点显然不利于科学创新，亟待澄清。这里包括相反的主张。
比如，“全盘西化”，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全球化，从语言到科技，西方文化已经占领全球，除了紧追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这类观点的根子在于眼光的局限性。要知道世界的流行文化是在变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走红、英文成为世界语言只不过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现象，当年牛顿力学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相对论用的是德文，都不是用英文写的。
再如“中学西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口头上已经不再有人坚持，但是主张“中学为体”的还是大有人在，因为我们至今并没有经过全面反思，所以一说提倡传统文化就容易复旧。假如笼统地一边提倡发展科技，一边鼓吹传统文化，就很容易产生复旧的效果，成为“中学西用”的现代版。
还有一种是“西学中源”。这是当年洋务运动士大夫们宣扬的观点，说西洋科技虽好，其源头还是在中国，从而否认传统文化的弱点，支持“中学为体”。这种误导至今还在延续。诚然，从古籍中发掘我国古代的科学贡献是天经地义的好事，但绝不要为“爱国”而任加发挥。
分析起来，这些主张里既有对历史的误解，也有情绪的作用。就科学研究而言，要分析为什么我们成果不少，创新不够，问题显然在于土壤。创新的土壤是文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土壤，今天我们能否“改良土壤”，催生新时代的新文化？
17世纪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得益于文艺复兴唤醒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当古希腊学者悉心探索人和自然关系的时候，东方大陆文明的哲人们有着另外的主题，印度人探讨人和神的关系，中国人探讨人和人的关系。
科学发展的途径是“范式转变”，要求从方法学上突破，实现源头创新。自古以来东方学术的特色是从整体着眼，无论中医、国画都与西方在基本方法上有所不同。如果这种不同哲理、不同思路的研究方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在这场新的科学“范式转变”中找到突破口？
人类文明的基础是经济。北半球季风区大河流域的农耕经济，产生了大陆文明；地中海适于航海经商的爱琴海地区，产生了海洋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陆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界限已经不再清晰，划分两者的地理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突破，更是把人类社会引向未知的远方。与此相应，历史上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划分，必将被新的全球文明所代替。
在这以世纪为单位的文明演变进程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如何把握周期峰谷的红利，自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领航，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深思。
我们埋怨科技界缺乏创新精神，殊不知以语录为基础的应试教育，恰好就是创新的克星。
读书周刊：您始终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人文底蕴，那么，作为科学家，您是怎么读书的呢？
汪品先：我5岁上学，到现在88岁还在学校里。中国话上学就叫“读书”，所以我读书不少。 回顾起来，我前后有过3种读书方式：通读、精读和选读。看小说都是通读，我小时候爱看章回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打仗的都爱看，就《红楼梦》读不下去。学专业要求精读，抓住一本经典读个透，不管是专著还是文章，连前言后语都认真看，尽量从字里行间弄懂作者的原意。现在老了我只做选读，就像蜜蜂采花粉，拿来一篇文章只看摘要和插图，觉得有用再去选一些段落细读、做笔记。
读书做笔记，是我几十年的老习惯。记得年轻时曾有同事笑我是“伟大的抄写家”，但我至今不悔。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只有手写，不知道攒了多少抽屉的文摘卡和笔记，成了我教书科研用的武器库。现在我对于所研究的专题不但熟悉，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于是围绕我考虑的问题挑选着读，这就是选读。
3种读书方式有3种用处：消遣尽可以通读，学习需要精读，研究最好选读。无论精读还是选读，有用的认识最好能记下，这就是我的笔记。读完后回头想一想收获的要点是什么，切忌读完了什么都没留下，尤其是读外文。速度很重要，“一目十行”当然言之过甚，但不一定都要逐字逐句读，以理解主旨、抓住要点为准。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旧式教育，小时候念“赵钱孙李”背百家姓，谈不上理解，更没有思考的余地。接下来读经书，《论语》就是语录，语录式教育的原理是灌输，不允许独立思考。在“八股取士”的年头，写文章也就是“代圣人立言”，结果必然是“语录”满天飞。苏联写科学论文，一度也曾经以领袖的语录开卷，而中国在“文革”期间，灾难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还不难觉察到当年科举制度的遗传基因。我们埋怨科技界缺乏创新精神，殊不知以语录为基础的应试教育，恰好就是创新的克星。没有独立思考，哪来的科学创新？无论学习还是研究，读书的效果都取决于思考。念经可以有口无心，读书切忌有眼无珠，貌似看书的半眠半醒。所谓聪明就是精力集中，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而独立思考是科学创新的前提。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突飞猛进，靠的就是不断突破传统认识，突破的起点就是怀疑。德育崇尚信仰，科学贵在怀疑。读书切忌“本本主义”，盲目崇拜权威。 “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唯上，不唯书”，从孟子到陈云时隔两千多年，说的却是一个道理。
《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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