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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与切片
《去北川》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之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作家刘大先于2021年至2022年在北川挂职后，以纪实笔触全景式呈现了这个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涅槃重建的过程。
《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书。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历史中。这样的行走，串联起羌族这个“云上的民族”与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坚实生长，让其成为这个时代意象丰富又结实可靠的发展样本，成为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与切片。
构成一个地方完整的图景
记者：您的长篇纪实文学《去北川》出版之时，距您2021年出发去北川挂职，已经时隔3年，以《去北川》来回望那次出发，您的感受与想法有哪些发生了变化？
刘大先：最初的想法是到西南地方的基层政府里工作一段时间，扩展自己在科研单位所没有的实际行政经验，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并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现在回头再看，通过写作将原本含混、模糊的体验、感受与思考梳理清晰，能够加深认识，而对一个具体地方及其民众与文化的认识，其实也是对当代中国复杂性总体性认识的组成部分。
记者：在何时、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写这样一部书的想法？
刘大先：2022年底，我北川挂职结束回到北京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待在家中，沉思默想。
挂职一年的生活是相对充实的，那个西南山中小县，尽管也受到疫情影响，却没有直接暴发过疫情，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如果要给这段时间留下印记，那么最好就是写一本书，不仅是对自己生命中一段生活的留痕，也是对北川工作的一个交代。所以，2023年春节期间，我就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记者：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您参与和见证了北川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将这份现实的经历转变为21万文字的呈现，您如何取舍经历又如何架构文字？
刘大先：我大约从初中开始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只不过是记录自己每天干了什么事或者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想法。工作以后，我经常出差进行国情调研和田野调查，记日记就有工作日志的性质了，会有意识地选择材料、整合观察与思考。
在北川挂职期间，我每天都会记录工作和感想，但因为一开始并没有写作规划，所以日记内容比较零散。到后来决定写书的时候，发现日记都没有用，就另起炉灶以一种准人类学的方式来建构这本书的框架，即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经济物产、社会结构、婚姻制度、生活习俗、丧葬礼仪、语言文化等，它们构成一个地方完整的图景。这是我在学术训练和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思维，并不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社科性的，所以叙述中会有着强烈的主体性介入，放弃了很多报告文学中常见的故事和人物，而侧重于叙述者的观察与议论。
记者：读者与评论家对此书的一些解读，恰好道出了您寄寓其中的思考与选择。
刘大先：李敬泽、白烨、胡平、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等各位老师，都非常精准地看到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结构和方志性书写。对于这本书而言，结构非常重要，因为我要写的不仅仅是某个英模的故事，或者某件重要事情的过程，而是试图总体性地把握一个地方。所以，我在写作中结合了外来人类学与本土地方志的两种传统，尤其是后者，方志内容一般比较驳杂，举凡星野疆域、风俗制度、河渠水利、食货物产、古迹坛观、名流人物、艺文传说……都在序列之中。这些驳杂的信息，在人类学的知识性系统中获得其“有意味的形式”，才会成为一个“北川故事”，也就是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与切片。
“既此既彼”的融合故事
记者：《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书，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历史中。这样的行走，串联起羌族这个“云上的民族”与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坚实生长，让其成为意象丰富的发展样本。这样的行走，您还会继续吗？
刘大先：当然会继续。人生如逆旅，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而是人生的本然状态。我们离开故土，去往他处，把家乡背在身上，将异地当作家园，无论是作为自然生命体，还是作为社会有机体，始终都是“在路上”。
北川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一处转弯洄流，当我们把每一方驻足、停留、休憩、栖息过的地方的时日都过得饱满，那生命就过得圆满而又光辉。事实上，我回来后又进行了两次行走。一次是去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带的三江源，也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主要跑了巴颜喀拉、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羌塘草原一带，到了格拉丹东雪山和然智嘎日冰川。一次是去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的湄公河沿线各地。此前我已经走过了它流经的西藏和云南诸地，以及越南。这都是为写澜沧江—湄公河做准备，过程艰苦却充满欣喜。直接的感知体验与间接的知识信息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如同您所说的“意象丰富”而又结实可靠的文本。
《去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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