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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益增长的供需矛盾，“非升即走”的淘汰升级，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学者无法获得真正的“终身教职”。人才的流动，正刚刚开始。
在此前报道（《非升即走之下，学者有更深的隐忧》）的采写中，记者遇到了五、六位从高校离职的教师。他们或是直接被“非升即走”淘汰，或是在晋升压力、心理落差中选择主动离开。
在很多人眼里，失去体面的身份有过挣扎、恐惧。但打破思维的边界，在工业界、产业界，同样可以做好科研。
这些叙述并非鼓励离开，而是一种探索：能否保有对学术的热爱，寻找更多人生的可能？
失去“体面”的身份，有过挣扎
秦朗 某省属重点高校预聘副教授-心理医生
2021年我就考虑过，要不要重新找个出路。
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访学，和一位心理学家经常交流。原来，学术的“无意义感”不止出现在国内。他无奈地问我，现在的科学为什么这么难以突破？曾经出现一个重大的成就，就是科学道路上的明灯。现在，很多研究是碎片化的，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很长时间里，我就在思考，要不要换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每天帮助一个人。看到改变的结果，会给我更大的踏实感。
放弃教授的身份，是件特别纠结的事。我身边的人总觉得做高校教授特别尊贵、体面，我离开是一定会后悔的。我当时也抱着侥幸的心理，万一终期考核过了呢。
但访学回来后，我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哪怕我去度假，面前是大海，心里还在想，该写怎样的“本子”？
最后还是等来了“淘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差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但七年的循环里，我不是没有在努力争取项目，就像西西弗斯推着石头，永远达不到山顶的指标。与其说打倒我的是“非升即走”，倒不如说是一种绝望与挫败的感受。
离开学校后，我转行做了我自己认为更有踏实感的心理治疗。我现在是一名实习心理医生，暂时还没有收入，但我有学习的兴奋和好奇，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和享受生活。
陈斯羽 某省属重点高校讲师-正在教育界找工作
其实流动对我来说，已经是常态。我最早做过几年记者，后来又去英国读了硕士，然后跟着我的导师到香港读博，做了几年兼职的研究员，才进入高校工作。
任务上的省级项目我是能完成的。但任务书上的要求只是一条底线，我申请过两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都没有命中，评职称很难。
第一次晋升副教授失败，我有过犹豫要不要离职。当时我带了7个研究生，我就想着等他们的学业完成再说。不过因为家里的一些缘故，半年后我就提交了辞呈。
离开后，我还是想找一所学校工作。我很喜欢思考、观察，然后把我的想法传达给其他人。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我目前还在面试当中。如果面试失败，我考虑做一个教育方面的项目团队。之前我去过英国、香港、美国，观察了那边的教育模式，可以为很多想要留学的孩子提供咨询。同时我也想从中挖掘一些可以借鉴的教育方法，在当地办些沙龙，传递给有需要的家长。或许我能搭建起沟通各国教育理念的桥梁呢，这是我关于未来的小小愿望。
张妙 某985高校讲师-自主创业
我当时签的是十年的长聘合同，前三年是考核期，考核通过就能留下，拿到100万元的安家费，这是个很诱惑的数字。
要完成指标特别“赶”。晚上11点的学院办公室，为了通过考核，所有老师都在熬夜写文章。我看着身边有的老师一年能出15篇、18篇论文，焦虑得睡不着觉，质疑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差，到底能不能做学术？我已经在挣扎，要不要离开学校。
我也想过造假、灌水，在数据上做些手脚。有一次，我去找我的导师谈心，她对我说，走捷径看似容易，但走错一步，学术生涯就可能会结束。
我感到迷茫，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不知道出去之后能做些什么？在之前读研究生与博士时，我没有想过除了老师之外的职业。
对我和身边的博士来说，成长路径好像被固定了。曾经我和我的同学们，80%的人都去了高校，只奔着教师的岗位。
我比较“一根筋”，我总想着，要做学术，要干出一番成就。我第一次萌生想做研究的想法，就是看到了屠呦呦的报道。想和她一样，在领域里立起一块里程碑，哪怕花上十年、二十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埋头读书，和社会是脱轨的，不知道职场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出来了能做什么？恐惧打破现有的生活。
三年的考核期太短了，我很难在理想和现实里找到平衡。我在日记本上写下，我要转型，试试其他的可能性。半年后我决定辞职。我对自己说，人生可以做更多的事。
我走的时候拿了不到8万元的安家费，由于违反劳务合同中的服务年限要求，赔付了将近14万元。
离开后，我一直在自己创业，同时做自媒体的账号，为更多高校教师的交流搭建平台。我没有后悔，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在企业，同样可以做好科研
袁孟凯 某985高校青年副研究员-大厂医疗部门负责人
2020年，我离开了高校。尽管已是流行病学实验室的主任，但在我看来，自己的能力还没法发一些顶尖期刊的文章。
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改变了“非升即走”的规则，留下容易，但晋升很难。身边很多人对我说，“你能接受到退休时，还是副高（副教授）吗？”我答不上来。
我们的工作又需要跑基层，和一些人应酬谈合作，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这才决定主动辞职。
我想着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尤其是工业界、产业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离职后，有一些猎头主动联系了我。我看了几家公司，决定入职一家上市的药物企业，做基因检测和创新药的销售。一年后，我又跳到了大厂的医疗-数据部门，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企业的工作模式和高校区别很大。在高校时，我经常单打独斗做一些研究，我是实验室里的主心骨，可以决定课题的研究方向。
而在企业，我没那么自由。团队是讲究配合的，所有人都在朝着业务的目标协作，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留给我完成工作。我需要快速地掌握一些词汇，学习新的知识，这是跨行带来的最大挑战。
刚开始也会有一些偏见，说一个高校老师，是不是就是一个“书呆子”？
我没有气馁，我很快掌握了所有的新词汇，用了科学技术上的一些分析方法，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业务榜的第六、第七名直接跳到了榜首。原来，科学技术在高校以外的地方也可以立足。
三个月后，我就拿到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单子，7000多万（元），这是我之前没有过的体验。
我逐渐意识到，如果心里有对科研的热爱，研究并不会因为离开而终止。岗位只是一种形式，在企业，我同样可以把科研工作做得很好。
前不久，我们大厂团队和国家癌症中心合作，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医学文章，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不错的影响力。
现在经常会有一些迷茫的老师问我，要不要离开学校的岗位？我会和他们说，最重要的还是审慎思考、遵从内心。
我有不少的同事，后来没有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根据他们学院的规定不用离校，但要被降职，从研究员变成工程师，很多人就会觉得没面子、不舒服，变得越来越低落。我的学长就没有介意，他和我说，科研本身就是我喜欢的事，我只要在学校里能有个岗位，能做研究就好。
到底是喜欢科研，喜欢这份工作，还是在乎“教授”“杰青”“优青”的帽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都可以问问自己。
周宇超 某985高校副教授-生物医药公司员工
我离开不只是考核压力，更多是没有处理好和学院领导的关系，长期处在情绪压抑的状态，才决定主动离开。
2020年我离职时，本打算“两条腿走路”：一边找高中里的教师岗位，另一边去工业界、产业界求职，投了不少公司的简历。
之前我和其他的一些学者，从没想过去企业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学校外的世界。我会担忧，公司是不是介意高校的工作背景。
但接触下来，我发现，公司招聘不论“出身”，更重要的是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度。
一些公司对科研人员有很大的需求。像研发属性的岗位，就有“科学家”“研究员”，要求求职者在科研领域有很深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在业务要求上，和高校做科研区别不大，我现在的公司很小，研发相关的岗位也有50多个。
但仅仅有科研的能力并不足够，企业告诉我，他们也很希望这些科研工作者，具备管理和团队协作的技能。
进入公司后，我逐渐体会到，高校学者最难的，是对时间的把控。很多时候我们在高校做项目，时间一给就是三到五年。但在公司里，一定要快速、准时地交付成果。
企业的科研，也和高校有所不同。特别颠覆我认知的是，其实在企业做研究，是件很“纯粹”的事。
只要我有一些创新的想法，项目评估后具有可行性，立项是比较顺利的，领导也会给我足够的自由度，选择自己的团队和进度。
而且企业做研究，一定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在高校的时候，我有不少和企业合作的横向项目，70、80万（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但现在我看到，企业的项目都是千万（元）量级的。很多时候，企业和高校之间没有搭建起很好的桥梁。企业并不信任高校教师能交付真正的成果，校企合作很多时候是为了符合政策的导向，能有“示范性工程”，因此给高校的项目往往是一些“边角料”的研究问题。
身份的变化，让我更加意识到，如果在校企之间，能有更好的衔接机制，是否就能让高校研究有更多的成果转换？
学界的时光，并非虚度
周宇超
我的管理能力其实是在高校工作中积累的。在高校时我有研究团队，带了一些博士生。怎么给这些学生分配时间，照顾到每个人的能力和感受，这些经验都可以借鉴到现在的团队管理中。
还有一个技能是“写本子”。企业要申报一些项目，尤其是和政府合作的项目，需要规范的书写。我之前写本子的能力，现在又能应用起来了。
秦朗
离开后的半年里，我总有种空落落的感受。我有时还会梦到在学校里的时光，有种丢掉压力后的失重感，似乎少了点什么。高校工作留给我的后劲太大了。
让我更难忘的，是和学生之间的相处。
在学校时，我是喜欢教学的，不仅仅是讲PPT。我会和学生交流一些人生的经验和启发，有很多女生喜欢来找我谈心。
我记得离开学校时，学生们纷纷来给我留言。有人写了小作文，说很喜欢我的课，以我为榜样，“姐姐是永远的神！”也有人说能有我这样的老师，是很开心的事。这个时刻，我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
陈斯羽
曾经的学习与工作不是无用的。
我以前根本就不喜欢学术，我在学校念书时，什么也听不懂，就觉得学者和老古董一样。后来我当记者，觉得到处跑，看看世界多好，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没有进步，才考虑去留学看看。
读博时我发现了学术的魅力。当时我的老师对我们是“自由放养”的，但他告诫我们，一定要在浮躁的世界里静下心来，投入自己感兴趣的事。
在学术界时，很多学者教会我，真正能把学问做好的，不是那些多聪明的天才，而是有决心、有自制力、有独立想法的人。他们往往有稳定的情绪，愿意为热爱的事物付出时间和精力。
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很多认知。现在我还是愿意去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对一些事物投入时间，我会满足于每一点的收获。
袁孟凯
学术界的经历，对我现在岗位的帮助真的很大。
我的两份企业工作，分别承接了我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方向。在第一家公司工作时，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判断哪些企业符合药物的科学标准。我之前在学校有专业知识的储备，能够进行快速、准确的判断。在现在的医疗团队里，我们会做一些流行病的筛查项目，我前几年在流行病学实验室里的一些研究、样本分析，包括人脉资源，都能够发挥作用。
让我很感慨的是，再追求利益的商业人士，同样尊重科学。
我们其中一项业务，是帮助中国的药企走向全球市场，参与技术和专利的竞争。我们团队中的学生都有让国产创新药走出去的抱负。
欧美企业的负责人听到我们谈起专业，讲起科研，会有很多赞扬和敬佩的声音。他们其中很多人，也是高校工作过的知名学者，对学术、科学是有敬畏之心的。
而多年的研究经历，让我面对新的技术不会畏惧。像现在公司对代码、数学要求很高，我愿意沉下心学习，把这些知识“吃透”。
许多刚开始的坎坷，在不久之后，我会突然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无论在高校还是企业，考核都没法避免。指标不过从论文、项目变成了“单子”，也就是药物销售的成交量，或者是KPI的数字。
因此学习是件终身的事。停下脚步，在哪里都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