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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巴克买咖啡，意外听到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的《玉兰花——春天的第一朵花》。立春后，上海被寒潮突袭，气温接近零度，离白玉兰盛放还有些日子，但在马萨利斯的乐曲里，那些停顿和起伏，就像一阵春风拂面。
20岁成名，拥有9座格莱美奖杯的温顿·马萨利斯是爵士乐的传奇。爵士迷村上春树曾在书里把年轻的马萨利斯描写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爵士乐在摇滚乐和电子乐的冲击下节节衰退。迈尔斯·戴维斯作为坚决的改革者，将爵士乐带入“融合”的时代。但年轻的马萨利斯致力于推广“正统”爵士乐，捍卫“即兴”“摇摆”和“布鲁斯”这些爵士乐的根基。
马萨利斯担任艺术总监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团，过去30多年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98年、2017年、2019年、2024年，马萨利斯曾四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华丽的天际线、深厚的文化以及它悠久的爵士乐传统都令他着迷。
去年十月，马萨利斯来沪期间，他的《上海组曲》正式发行，包括《摇摆外滩》《九龙传说》《李白的蓝调》《五行》《上海天际线》等9首曲子，灵感来自中国的神话、美食和建筑。当时，我坐在上海交响音乐厅观众席里，听他和林肯中心爵士乐团演奏了其中的几首。这些曲子都没写在节目单里，像是他额外送给上海观众的礼物。
最近，这些曲子在各大中国音乐平台上线，也萦绕于咖啡馆和其他公共空间。这是一个美国音乐家对上海的感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想象。《摇摆外滩》和《上海天际线》里是上海的繁华和摩登，《火锅》跳跃，《李白》充满醉意。其中有一首作品，叫《从卡萨诺瓦到和平饭店》，追溯了上海爵士乐百年发展史。
上世纪30年代，美国黑人小号手巴克·克莱顿（Buck Clayton）等爵士乐手，搭一艘慢船来到上海。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中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克莱顿常在一家叫作卡萨诺瓦的舞厅表演，这里的顾客以中国人为主。他结识了中国作曲家黎锦辉，中国旋律与爵士乐节奏彼此交织。
在爵士乐的影响下，黎锦辉、陈歌辛、姚敏等作曲家创作出许多中西糅杂的时代曲。上世纪50年代，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被美国歌手法兰基·莱恩（Frankie Laine）用英文翻唱，迅速走红，曾斩获全美音乐流行排行榜第三位，成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
卡萨诺瓦舞厅已经不在了，但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依然在演奏着爵士乐，迎接着全世界慕名而来的游客。改革开放后，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看看和平饭店就知道中国已经开放了，虽然乐器很旧、乐谱发黄，演奏的还是一帮老头。
如今在上海，遍布着听爵士乐的好去处。南京西路上有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南京东路上有演员林栋甫开的House of Blues and Jazz，从巨鹿路搬到衡山路的JZ Club，泰安路上的Hey Day，还有四川北路上的Blue Note Shanghai。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爵士乐手，让上海的夜晚摇摆。
我们虽然肤色不同，但有着相同的内心世界
记者：我很喜欢你的《玉兰花——春天的第一朵花》，它纯净、细腻、美好的感觉，我在里面听见了中国《彩云追月》的旋律。你是如何把中国的旋律和爵士乐的节奏融合在一起的？
马萨利斯：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巧合的是，我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我们的州花就是白玉兰。这是一种非常美的花，洁白如雪。
我试着把蓝调融入中国五声音阶，在音乐中添加了不同的层次，长笛、低音单簧管、木管乐器以及带弱音器的小号，营造出一种田园般的氛围。我用到了三拍子，一种循环节奏，就像华尔兹。曲子中也有许多留白，这在爵士乐中不太常见，无中生有，又归于无。
记者：《上海组曲》里，有豫园的九龙池，有孙悟空，有李白，有五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又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
马萨利斯：我总在全世界演出，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文化。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我会研究中国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我早上醒来就会播放讲解老子《道德经》的音频。我也研究孔子，还读过《孙子兵法》，这其中，有一种跨越时间的智慧。每次发现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我就会深入研究，和懂行的人交流。
我会寻找这些文化和蓝调之间的关联。因为爵士源于蓝调，而蓝调与中国音乐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蓝调也是五声音阶，有大调也有小调，有发起也有回应，就像中国的阴阳两极。
我们的文化之中有不少细微差别，但人性之中，有许多共通的东西。我们都会坠入爱河，我们的父母都会离世，我们都会生病、会失望、会嫉妒、会愤怒、会受伤，会遭受惨痛的失败，也能拥有广博的爱。所以你必须让音乐以及所有音乐技巧都围绕这些共通点来展开。如果你为了弄清楚某个音阶意味着什么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你就会迷失。
记者：你又是怎么遇见李白，遇见孙悟空的呢？
马萨利斯：我纽约的家中收藏着一本中国古诗词选集英译版，我对这些诗歌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的现代化感到惊讶。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最喜欢李白，我喜欢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生命很短暂，我们终将离开这个世界，李白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洒脱。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她是一名舞者，我们一起合作了一部名为《Ghost Story》的舞剧，她常推荐我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火锅，就是从她那儿。把所有食材都放在一个锅里煮，我喜欢大家围坐一起的氛围。
温顿·马萨利斯和林肯中心爵士乐团 董天晔 摄
记者：我听过两次你的第四交响曲《丛林》。第一次来自指挥家艾伦·吉尔伯特执棒的纽约爱乐，第二次来自指挥家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和余隆及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如何？
马萨利斯：我和余隆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我是这家餐馆的常客，餐馆里的人经常和我聊天，试图教我一点中文。余隆就去了一次，但他很受欢迎，后来我再去这家餐馆，大家还念叨他，问他什么时候再来。
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让我感受到这支乐团的年轻和活力。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爵士乐也有一百年的历史。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你在音乐中能听到我们对彼此的尊重与惺惺相惜。
记者：《丛林》是你书写纽约的作品，为何将纽约比作一座丛林？
马萨利斯：纽约是全世界人口流动最大、压力最大、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它就像一个荆棘密布的丛林，遵循着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这里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一无所有的人、被视而不见的人，在挣扎，在求助。
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了不起的人在做了不起的事，还有很多人，他们每天只是在努力生活，为家庭、为社区默默付出，他们同样了不起。我们不能忽视他们，而应该看见他们，尊重他们。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就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你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马萨利斯：我来自一个曾是奴隶的种族。如果你生活在1834年，你会认为自己有一天能获得自由吗？我父亲在种族隔离的环境中长大，他在公交车上只能坐在隔离区后面，他不能在公共喷泉喝水。
当肯尼迪总统遇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成为总统时，他说南方的种族隔离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正是林登·约翰逊签署了废除种族隔离的《民权法案》。我问过他，你当时想到过有这么一天吗？他说，没有。
我们继承了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我们必须在当下做点什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有一天，问题能自行解决。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战争、有不公、有错误在发生，但我们必须去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温顿·马萨利斯与指挥家余隆 Luigi Beverelli 摄
我总是选择更艰难的那条路
记者：你18岁考上了茱莉亚学院，但在加入阿特・布雷基的信使乐队后，很快决定辍学。当时这个决定对你来说难吗？
马萨利斯：这是一个无需过多犹豫的决定。1980年，和布雷基的乐队一起演奏之后，我就一心想要待在乐队里。当时，几乎没有乐团愿意接纳一个18岁，演奏水平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我父亲对我说，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学校，但和布雷基一起演奏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
记者：对你来说，在名校接受正统科班教育，没有在舞台上的实践重要？
马萨利斯：很多时候我做决定，都会去看看大多数乐评人怎么说，然后我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的观点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人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却连基本的演奏能力都不具备，这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们对我的做法表示满意，那说明我做错了。当他们抨击某件事时，我反而会更加坚定地去做，我会和他们的观点背道而驰，甚至故意惹他们生气。
我年轻时就是这样，虽然对很多事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我会不断学习，并且总是选择更艰难的那条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去破坏，而是要去建设。
记者：这种反叛的基因来自哪里？
马萨利斯：你知道吗？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有了选举权，但依然受到重重阻碍，他们对政治并不了解，但却鼓起勇气去投票。人们会问，那你们怎么知道该投谁呢？其实很简单，我们观察白人如何投票，然后反着来。因为我们清楚，对我们有利的事情，他们肯定不会支持。
时代不一样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人们正在团结起来，但依然存在着猜疑和疏离。在爵士乐的领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像迪兹・吉莱斯皮、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他们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交流、一起演奏，让音乐跨越了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界限。
1993年，马萨利斯录制唱片，Frank Stewart 摄
记者：你年少成名，22岁就获得两座格莱美奖杯，突如其来的名誉和掌声有没有让你迷失过？
马萨利斯：少年成名给我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经历。至于格莱美奖，我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你知道，格莱美奖其实并没有那么严肃。评选的时候，没人会真正去听那些入围的唱片。他们给你一张表格，上面列着800张唱片，而你根本没听过这些唱片，最后只是投票给最受欢迎的那个。
对我来说，奖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真实的连接。比如，有一次，一位吹法国号的乐团成员对我说：“我去过你的学校。我六年级的时候被带去听了你的一场音乐会。”再比如，有一次，在密歇根大学演出前，有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我、两个孩子以及他的父母，孩子的妈妈当时想抓住孩子，身体都歪了，然后他们拍了这张照片。他指着照片里一个小孩说：“这就是我，这是20年前拍的。”
对我而言，在我这个年纪，还能像昨晚一样举办音乐会，我们演奏，人们鼓掌，他们走出音乐厅，还在回味刚才听到的音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
记者：你的父亲，以及你的三位兄弟，都是爵士乐演奏家。在这样一个爵士乐之家长大，是什么样的体验？
马萨利斯：我父亲是一名爵士钢琴家，但他的音乐之路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父辈一代，聪明、勤劳，但他们的演奏无人问津，艰难度日。我曾经看到过我父亲在凌晨的爵士俱乐部里演奏，底下只有一个或两个观众。我问他为什么要演奏？他说他需要演奏，因为这很重要。我问他为什么重要？他说因为它很重要。
虽然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的童年也过得很快乐，我总是喜欢开玩笑，非常乐观。我记得有一次打完一场很激烈的架后我回到家，我哥哥看着我，他的表情让我意识到，这场架打得不太好。他说，“天哪，去照照镜子，照照镜子。” 我一照镜子，就忍不住笑了。
我记得我15岁的时候，留着爆炸头，特别贪玩，但我父亲非常严肃。有一次，我们举办一场音乐会，我吹完一段独奏，用循环呼吸的技巧，吹了一个足足有两分钟的长音，所有女孩都在尖叫：“哦，天哪，这家伙真能吹。”结束后我环顾四周，觉得自己得到的掌声比其他人都多，沾沾自喜。我父亲把我叫到钢琴前，生气地说：“嘿，马戏团在街那头呢，这里是演奏台。”
记者：听上去，你有一个苛刻，爱“泼冷水”的父亲，这对你的成长有何影响？
马萨利斯：我22岁获得两座格莱美奖的时候，我父亲来了，看了所有的表演和活动。结束后我兴奋地准备去参加派对，我父亲看着我说：“嘿，孩子，我很高兴你获奖了，但你别以为这就意味着你会演奏了。” 他不是故意要表现得刻薄，因为他深知要真正学会演奏是一件很难的事。
有一次我在超级碗上演奏美国国歌，我演奏了一个比较抽象的版本，招来很多批评，有人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演奏。但我父亲对我说，“孩子，很好，别担心。听着，当你在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之间摇摆时，选那个正确的。” 他总是会说一些充满智慧的话，我很感激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他和他那一代音乐家所拥有的正直与信仰。
2012年，练习小号的马萨利斯 Frank Stewart 摄
爵士乐是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2017年、2024年，我两次听林肯中心爵士乐团演出，最大的感受是，台上的每个人同时都是主角的配角，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担当独奏，但也可以很好地配合和衬托别的同伴。而你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就像一个旁观者，认真地倾听着每一个人，那么松弛，偶尔还能与旁边的小号手开个玩笑。
马萨利斯：你是说马库斯（Marcus Printup）吗？哈哈，他很严肃，不太喜欢开玩笑。他是一位非常棒的小号手，我们一起演奏了30年。我真的享受这种氛围，我们真的在倾听彼此。
记者：林肯中心爵士乐团有30多年的历史了，我很好奇这个乐队的成员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马萨利斯：我们最初的乐队成员就来自艾灵顿公爵大乐队。我20多岁的时候，他们60多岁，还有琼斯与莱维斯大乐队的成员，他们40岁到50岁。当时我们很年轻，不懂音乐，要向那些曾与艾灵顿公爵、Clark Terry、Willie Cook一起演奏过的资深乐手学习。
我们很多人的父母都是爵士音乐家，所以我们熟悉这种音乐，我们渴望把这种感觉重新带回舞台上。因为在某个时期，爵士乐迷失了，想要变得像摇滚或其他某种音乐形式。但爵士乐就是爵士乐，我们复兴了爵士大乐队，虽然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我们不在乎。这是一种我们热爱的生活方式，我们别无选择。
在米兰，Luigi Beverelli 摄
记者：看你们在一起演奏，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马萨利斯：没错，我们的贝斯手卡洛斯（Carlos Henriquez）14岁就经常来我家，我们一起排练和演奏，努力变得更好。我们今天仍在一起世界巡演，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还有我们的巡演团队，比如巡演经理费尔南多，我和他一起开车跑了20多年。他现在有自己的旅游公司，但还是会来帮忙，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记者：你谈到艾灵顿公爵和许多爵士乐大师，他们闻名于世，深入人心。但那个爵士乐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许多爵士乐演奏家依然很难生存。
马萨利斯：其实，艾灵顿公爵的时代，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爵士音乐家总是在挣扎，艺术在挣扎，生活在挣扎，挣扎是生活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
当然，我不会说挣扎是好事。巴赫在生命的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在一所男子高中——圣托马斯学校担任数学老师，他因创作《马太受难曲》而被降职。人们不想要太长的音乐，也不想要太花哨的音乐，而且他的学生们唱不了。所以他只能去教数学谋生。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挣扎总是在进行。有价值的事物往往不被大多数人喜爱。你要做的是不要怀疑，保持专注，坚守本心。
今天，我们庆幸的是，爵士乐依然充满活力。人们想学习如何演奏它，但演奏起来非常困难，所以真正能演奏的人很少。而且，很多人并未学习到爵士乐的精髓。传授爵士乐，其实是在传授其中的爱、生活方式、原创性和个性，但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课堂里不会教这些。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乐队只有一名女性成员，Alexa Tarantino。
马萨利斯：我们很幸运能拥有她，在她之前，我们乐团一个女性成员都没有。我们演奏的乐器，比如小号和萨克斯风，女性通常学得比较少，许多人到大学阶段就放弃了。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女性成员加入爵士乐团。就像以前，交响乐团也被男性垄断，但现在不一样了。
Alexa毕业于伊斯曼音乐学院和茱莉亚学院，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不仅仅在演奏上训练有素，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还在上学的时候就为孩子们创办了一个夏令营。她现在还很年轻，我看好她10年后的样子，也许有一天，她会掌管我们的组织。
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与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同台演绎《丛林》 蔡磊磊 摄
记者：你想过有一天离开这支乐团吗？
马萨利斯：是的，我已经有隐退的打算了。但我思考的不是具体由谁来接手，我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这份事业的完整性。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腐败无处不在，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长期与这种不良现象抗争的人。一开始你可能满心壮志想要去做，但当你真正意识到这是多么费力不讨好时，难免会产生动摇。
不过我很有信心，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后续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毕竟我们拥有众多资产。就拿林肯中心来说，我们有图书馆、俱乐部、音乐厅、直播平台，还有巡回演出，以及12个教育项目。我们必须全面审视这些资产，思考怎样在我离开之后，让年轻人将它们进一步拓展壮大，让下一代拥有全新的发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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