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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法玛在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说:“如果有效金融市场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市场每隔3000年才有一次5倍标准差的涨幅或者跌幅,而实际情况却是每隔3—4年就出现一次。”
在周洛华看来,金融学简直是在被时间追着打脸:用新的数学方法解释一个现象,打上一个新补丁,创造一个新模型,然而很快,新模型又创造了一批新的受害者。
费雪·布莱克临死前说的话,点醒了周洛华——“金融学应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他跳出模型的框架,转而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时间——身边风险和远方机会的组合。他的新著《时间游戏》,接续之前的《货币起源》《市场本质》和《估值原理》,继续以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为指导,在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也建筑起了属于周洛华自己的“哲学金融”体系。
周洛华,金融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研究员。历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大房鸭公司董事长,东方网CFO,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
周洛华说自己有点“野”,是“野生”的金融学研究者。两个“野”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彼此又有联系。
为什么会“野”?他说是因为祖父周谷城的溺爱,整整24年的溺爱。祖父说,孟子讲的,溺爱一个人,才能教育这个人。周洛华后来读孟子,反复地读,始终没有读到这句话。“他是个温和的老头。”周洛华对记者说。
2小时的专访中,只此一次,他提到了祖父,很简短。其余时间,周洛华都在讲故事——讲他听到的故事,讲他做研究的故事,讲他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有时候是故事,有时候是事故。
故事1. 院长“翻车”
记者:您在《时间游戏》的序言里说,“理解我的作品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却需要巨大的勇气”,如何理解这句话?
周洛华:我觉得自己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只是别人需要时间来理解、接纳或验证我的想法。设想一个长期学习,阅读正统金融学、经济学教科书的人,现在要他抛弃自己已然定型的思想框架,那一定是很难的,他潜意识里是会抵制的。
《时间游戏》在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我试图打通各条崎岖小路,为生活中各种真实的场景建立丰富的多学科索引。我不试图寻找普遍规律或构建估值模型。伊曼纽尔·德尔曼在他的回忆录《宽客人生》里说,在资本市场发明一个新模型其实不是让你去给股票定价的,而是让你去给想买卖股票的客户报价的。我在这本书里建立了一个类似报价系统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经济现象的同时,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
《时间游戏》,周洛华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没有任何理论,没有任何模型,没有任何分析,也没有找出任何现象背后的本质,仅仅就是建立了各种经济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些现象在金融学领域,有些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还有些在口口相传的田野调查和风言风语中。我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将其视为一场全社会参与的集体游戏。
其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和投资银行家们的信条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看出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认识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内,各概念都“物归原处”,各事物都“井井有条”,相互之间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投资银行则强调建立一个报价体系,从而在不同期限和不同品种的各类别资产之间建立联系。在这个报价体系之内,不可能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
有效金融市场没有无风险套利机会,这就消灭了我们身边的机会,让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否则,人们就会热衷于走捷径、赚快钱,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浮夸和奢靡,并给未来埋下隐患。公平社会为大家创造一个“远方和未来有机会”的念头,让人感觉未来值得期待,值得奋斗,值得创造;反之,社会就会充斥内卷和哀怨,最终走向衰退。
当然,金融学界同仁会因为我这四个“没有”而感到惋惜,我却因此而感到自豪。
记者:可能不止是自豪,您在序言中把这本书称之为您在第二战场的反攻宣言。什么是“第二战场”?为什么会开辟“第二战场”?
周洛华:这不得不自曝家丑,聊聊我经历的一次大型“翻车”事故了。
我曾担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每年要参加学院组织的招聘新教师的面试。2013年,我在面试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应聘者时,问了一个有关指数波动率如何产生的问题。她惊呆了,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回答:“周院长,您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某某去年发在JFE上的论文您没有看过吗?”某某是她脱口而出的一个名字,而我从没听说过,只记住了结尾好像是“斯基”,也可能是“诺夫”。那一瞬间,我尴尬极了;她也很尴尬,大概是怕我记恨她,给她打低分。其实,那天我给她打了高分,因为她值得这个高分。
那场面试简直是对我学术生涯的“公开处决”,它让我明白了,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已经被淘汰了。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那年我才41岁。那一刻,我下决心辞职离开。体制不应该是中年人掩盖自己无知的地方,更不应该是压制年轻人的地方,而应该是年轻人展示聪明才智的地方。应该让那些比我能干得多的年轻人,走上重要岗位,去推动国内金融学的进步,去教育下一代学子。我占着岗位就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包括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我离开体制并不是认输和逃跑,而是主动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第二战场。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释了困扰金融学界多年的“波动率的微笑”现象。波动率是数学家们看待交易时间的方式。但是,数学家们没有发现时间是由“身边的危险”和“远方的机会”按照不同比例构成的。机会和危险在不同时间段会此消彼长,因此,时间才会体现出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游戏》就是我的反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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