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喜的故事：一个1900年代山东男孩的成长史

杨懋春（Martin C. Yang，1904-1988），社会学家。字勉斋，山东胶州台头村（今属青岛市黄岛区）人。早年毕业于教会中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齐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班。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乡村社会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44年在美国参加著名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教授领导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工作。《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初版于1945年，是杨懋春的代表作。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摘取“天喜的故事”这一章节，跟随天喜的成长，一窥百年前中国农村的风土人情。

《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天喜”是约40年前出生于台头村的一个男孩的小名，这一名字表达了父母感激老天使他降生。天喜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儿子。该家庭有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家中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老三、老四是男孩，第五个是女孩，这个女孩死后家中有了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天喜的出生与上一个哥哥和后面的弟弟都相隔好多年。第二个女孩的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间接影响，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据说天喜早年经常生病，有两次父母已完全绝望，把他放在脏地上，等着他断气，但每次他都恢复过来。由于缺少母亲的悉心照料，他经常生病。在他幼年时，尽管家境正在好转，但仍非常穷。家中只有小孩子，没有成年人帮忙，所以母亲也和父亲一样总是很忙，没有时间照料孩子，干活时不得不让年幼的儿子自己躺在床上或地上。天喜经常着凉，被虫子叮咬，喂食既匆忙又不准时，不是母亲不关心他，而是她实在做不到，为此她很伤心。在他生病时，母亲求助于乡村医生，当医生无能为力时，她求神拜佛。为了这个生病的孩子，家里两次请来单独住在大坟地的巫婆做巫术，还组织过一次奢侈的宗教游行，但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又试了一次巫医，仍没有一点效果。最后父母只得听天由命。但他竟然没有死，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强壮起来。

在他五六岁时，他的自我中心和跋扈倾向已表现得很明显。凡合意的东西，他都想据为己有，如若遭到拒绝，他既伤心又迷惑。他想要什么东西，这东西必须是他的；他想干什么，谁也不应制止他。他异乎寻常的固执或许是因为早年的多病，在他生病时，父母、兄弟姐妹都尽量使他高兴，尽力满足他的愿望，容忍他的坏脾气和哭闹。

关于天喜第一次上学有个有趣的故事。天喜母亲是位有志气的妇女，来自耕读之家，她希望改善家庭的地位。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和房屋，送孩子上学，她和丈夫情愿辛勤劳动、节俭生活。第一个孩子在村学校学习了四五年，而后第二个孩子来和他作伴，最后是天喜。但是天喜不喜欢学校，不愿去上学。一开始，母亲竭力劝导他，给他好食物、糖果和有趣的玩具，但这些方法都不见效，男孩仍不愿去上学，因而只能采取强硬措施。男孩开始上学了，但五天里只去三天，其他两天他既不在家，也不在学校。在他上学的路上，有一间邻居家的空房，房里有一个大空筐子。天喜等哥哥上学后，立刻离家来到空房，在那里他把筐子翻过来，在里面爬。约两个小时后，当他哥哥与其他男孩回家吃饭路过这里时，他走出他的隐蔽所，跟在他们后面跑回家。父母以为他去上学了，哥哥认为父母让他呆在家里，所以没有怀疑他。但最后哥哥还是把他逮住了，父母也发现了他一直在干的事，天喜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带着沮丧和羞愧，他去了几天学校，而后又开始躲在邻居的菜园里。不久他又被发现，又一次挨打。他不再逃学，按规定去上学，但学习一点也不认真，甚至在教师面前睡觉。教师不在时，他是最调皮的学生。渐渐地教师和父母得出结论，强迫这个孩子读书徒劳无益。学期结束后，天喜的读书生涯也结束了，至少当时是这样。

为了惩罚他使得父母的期望落空，也为了让他认识到田间劳动不如学校学习那么舒适，父母就让他去田里干活。另外，父母还让他照看小弟弟和小侄女———他大哥的第一个女儿。他的弟弟和侄女同岁，同样需要照顾，而天喜是家里唯一大一点的孩子。他母亲和嫂嫂忙于家务，姐姐和哥哥忙于在家里和田里帮忙，他的妹妹死了，只有他来干这件工作。他不喜欢这个工作，照料小孩是女孩的事，而他是男孩。作为男孩他想自由，他希望可以乱跑，与其他男孩一起玩。而这个工作却要他呆在家里，远离玩伴。他只能与干同样活的女孩玩，他只能一天几次把孩子带到街上，再带回来。他发现做这工作既困难又令人羞愧，他非常厌烦，经常哭泣。

天喜八九岁时，父母让他干大男孩的活。他帮二哥放牛。天喜喜欢这个工作，他可以在田里跑，可以上山，可以下溪谷，可以去小河抓鱼，可以摘花，可以在灌木丛或树丛的鸟窝里抓蛋或抓小鸟。他可以在南山脚下已风化的岩石洞里挖黏土，制成时髦的玩具和其他东西，送给姐姐和姐姐的朋友们，这些东西有时也用来交换端午节分发的小香袋。南山还出产另一种地下宝藏——一种质量很差的石英，男孩们喜欢用捡到的石英小片制成箭头或玩具。

谁也不会要求放牛娃像成年人那样行为。他们在路上田边比赛奔跑，打架，在小河边溅水，与邻村的男孩打架时扔石头。他们烤田里捉到的鸟，烘烤田里拾到的豌豆、蚕豆、花生和甘薯。他们经常诅咒发誓，取笑小男孩，密谋捉弄他们不喜欢的村民。天喜在这些冒险中很兴奋，他是个调皮而又固执的孩子，但聪明、机智。尽管他还小，但他的诡计能得到大男孩的高度评价，因此他们会忘掉他的实际年龄。他二哥太老实，对付不了他们，当其他男孩占他二哥便宜时，天喜总来援救。

天喜也要割草喂家畜。总的来说，他也喜欢这项工作。但当烈日下的高粱地又热又潮时，他会诅咒命运，希望出生在富裕人家。割草的男孩们常常成群结队出去，他们搅扰庄稼看护人，偷甜瓜，与其他村的男孩打架，追赶或为难来摘菜豆或帮男子在田里干活的女孩，打树丛里的鸟或兔子。天喜一天下来割的草很少，得不到父亲的夸奖，但他并不在乎。

在收获季节，天喜经常被分派去照看驴子，把收获的庄稼从田里运到打谷场。他最喜欢骑在驴背上赶着它跑，当然父母和哥哥不准他这样做。当他一天必须往返好多次，而且要连续几天时，他厌烦极了，含着泪水伤心地抱怨繁重的劳动。在仲夏，路上的热土烫伤了他的光脚，而在晚秋，当水已经冰冷，他每次都必须横涉一两条河。当然父母也可怜他，但因为他是男孩，必须经受住艰苦劳动的锻炼。艰苦劳动、勤俭生活是天喜父母全力奉行的准则。

天喜从事着他的体力能承受的一切工作。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天，他也老早就被叫起来与哥哥一起去河岸和树丛里拾柴。开始一小时，他的耳朵、手和脚都冻僵了，两三个小时的辛勤劳动后，才能回暖。天喜太小，受不了这种暴冻，他的一只耳朵冻僵了，至今还留有伤疤，他手背上的皮肤像老人一样粗糙。吃过早饭后，他与哥哥一起去离村子约五英里的西山，一整天都在那里捡木柴、树叶和干草。他们必须爬上山，穿过峡谷，这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是困难的，但天喜还比较喜欢，因为他能和其他人在一起。天气晴朗时，一二十个或更多的人成群结队地从台头村上山。他们一路上唱着当地的山歌，相互开着玩笑。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分散成五六人的小组，这样每个人都能捡到足够的柴。中午，他们吃随身带来的东西、喝泉水。太阳下山前，他们把捡到的东西捆好，用木棍挑着，开始回家。

在山中捡柴时，天喜发现了浓密的松树上的野蜜和霜打的浆果。他一面吃着，一面注视着崖边的大岩石或深谷中的溪水，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他讲不出。当他偶尔在树丛中迷路或与他哥哥在岩石上分开时，他感到激动又恐惧。山里的声音，特别是回声令他兴奋不已。拾柴者为了相互寻找或仅仅为了听回声而喊叫。有些岩石中间是空的，男孩们在上面敲打，老远就可听到声音。山顶上的景色非常美丽，还可以听到山脚下村子里的犬吠声。当天喜与哥哥在树丛、岩石或深谷里时，他觉得自己迷失在荒野里，这时犬吠声使他意识到人类世界离他仍很近，使他感到极大的宽慰。天喜还非常喜欢太阳落山时寺庙里的钟声。他不是佛教徒，也不喜欢音乐，但却喜欢这声音。山中也有令他恐怖的声音。当大风刮过山峦、溪谷或树林时，松树发出尖利又可怖的声音，天喜总是胆战心惊。如果他正独自一个人在树丛里，他会立即跑到开阔的高地或寻找他哥哥。

回家的时候，所有小组在山脚下相遇或在路上碰头。这时大家都又累又饿，大男孩肩上还挑着担子，除非停下来休息，谁也不想说话。天喜太小不能挑柴，所以他只带着空篮子和竹耙走路。他又累又饿，默默地跟在哥哥后面走。他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其他小男孩也带着空篮子走。到家时，天喜发现母亲和姐姐正笑着等着他们，告诉他们晚饭已准备好了。

这是父母辛勤劳动、勤俭生活的原则在天喜身上的运用。确实，天喜从未挨过饿，也从未缺少过食物。他母亲非常明白男人要干好活，必须吃好。她不希望听到媳妇向父母和邻居抱怨挨饿。而且在天喜很小的时候，家里就请了雇工帮忙。天喜母亲坚持认为雇工吃得好，才能诚实、有效地干活，不说主人家的坏话。天喜家的膳食总比经济地位相似的人家要好些。

然而，节俭是这个家庭特别强调的美德。除了春节或去远些的村子看戏外，绝对禁止不必要的花费。天喜与他的兄弟、姐姐从不被允许花一分钱买糖果、玩具，也从不被允许浪费时光。在除夕那天，集镇上有特别的集市日，母亲对父亲说：“孩子们干了一个冬天的活，你应该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去买些鞭炮或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时，天喜恳求地盯着父亲，屏住呼吸。父亲不情愿地给了天喜15个铜板，他二哥也得到了这么多，他大哥已经成年，或许得到更多，但也多不了多少。天喜新年得到的唯一一笔钱就是这15个铜板。有几年他幸运地被带到姑姑家做客，这样他又得到了另外15个到20个铜板。别人父母在孩子们新年正式问候时要给他们“压岁钱”，天喜家从未遵从这一习俗，当他向父母问候新年好时，他什么也得不到。天喜无法买糖果、玩赌钱游戏，不能兴致勃勃地去集镇。当听到其他小孩自夸从祖父母和父母那里得到多少钱时，他就很妒忌。

父亲的吝啬态度使得天喜即使在非常必要时也羞于开口要钱。天喜第二次上学后，有一天学校负责人告诉学生，每人要交20个铜板作为教师们从家到学校的走路费。所有男孩都爽快地答应了，只有天喜心情很沉重。回到家他不敢告诉父母。只剩最后一天了，天喜还是毫无办法，第二天他哭着不愿去上学。母亲问他怎么回事，他起先不肯说，在他说出来后，母亲非常可怜他，要父亲马上把钱给他，并告诉他需要钱就讲。另一次，因为特殊原因，学校要在很远的村子过假日，教师和学生去那儿参加演出。教师们被请去吃午饭，男孩们各自买了面包、蛋糕、糖果和其他食品。天喜什么也没有买，因为他一分钱也没有，他的同学发现后帮助了他。晚上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母亲很可怜他，责怪他需要钱时怎么不开口。但天喜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如果他当初说出假日和远足，他担心父亲不让他去，让他在田里干活，他也很清楚父亲不说些严厉的话是不会给钱的。

由于零花钱受限制，天喜无法参加男孩喜爱的许多消遣和娱乐。天喜不能参加新年玩的赌钱游戏，其他男孩去临时赌场，天喜却不能去。有几个男孩还用他们的小额资金从集镇上买回糖果，再零卖给赌博者，从中赚点好处。他们喜欢这样做，有些父母也鼓励孩子们这样做，因为这是一宗生意。天喜也非常想“做生意”，他请求母亲，但母亲未给他“资金”，也不让他去赌场，因为她十分清楚“生意”和赌场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坏影响。但她没有责骂他，也没有说不许他去是因为赌场是坏地方，而是说：“孩子，你这么想做生意、赚钱，很好。男孩应学会做生意、赚钱，但有出息的孩子应该要做大生意，应该为长远利益做准备。你难道不认为在赌场卖糖果得到的只有绣花针尖那么大的小利？我想我的孩子应该为更大的好处干活、学习，而不是为针尖大小的好处，你认为怎样？”

集镇每年举行两次定期集会，届时有许多娱乐活动。村民们常到集镇上额外多花一点钱。天喜父母没有遵从这一习俗，他们让孩子去镇上，但除了必须买的书和纸，并不给他们更多的钱。天喜只能分文不花去自找乐趣，他在街上闲逛，贪婪地看着街道两边货摊上摆着的玩具和有趣的东西。集市通常有非常激动人心的杂技表演，但天喜从未看到过，他只能站在外边或躲在成年人中间偷看。也有两三个非常吸引男孩和年轻男人的“有伤风化”的西洋镜。天喜因为没钱看，所以能免受影响，但他站在那儿，看着摆弄西洋镜的人，并学他的话。

天喜和他的兄弟不仅不能参加商业娱乐，而且连那些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的活动也受到禁止。男孩们喜欢在春天捉鸟、夏天养麻雀、清明节放风筝、冬天编鸟网。这些活动在天喜家得不到鼓励。家里从来没有鸣鸟或麻雀，天喜没有鸟网，也从未自己捉到过鸟。他要捉鸟，只能跟其他男孩一起去，而且只能做下手。他也不曾有过自己的风筝。他的家人认为这些活动浪费时间和金钱，还会使孩子变坏。他母亲常对他们说：“让男孩去田里捉鸟也许没有什么错，但怎么能保证孩子们在看到网里的猎物而激动不已时不会损坏庄稼呢？这妨碍了他的日常劳动，又很危险。为了找小鸟男孩会爬上墙头或屋顶，而追赶它们时，就有可能受伤。有责任心的父母怎能让孩子仅仅为了一点乐趣就冒这些风险呢？你见过哪个有出息的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养鸟或捉鸟上呢？”天喜不能公开反驳母亲，但当看到其他男孩带着鸟时，还是感到很难过。

民国时期的山东

天喜的大哥颂春比他大12岁，在他们童年时，两个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天喜只模糊地记得大哥曾在青岛为德国人干过事。一天，当天喜和父母去远方村庄的基督教堂做礼拜时，人们告诉他母亲德国人怎样虐待为他们干活的中国劳工，父母亲极其担心他们的长子。天喜不晓得真实情况，但父母的焦急和“德国人”“中国劳工”“干活”“打”“逃跑”等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他大哥回到家里，告诉家人他在青岛的见闻，以及他是如何逃出来的。但天喜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德国人怎样做面包、怎样用马车运食物以及德国人只吃面包心而把其余扔掉的故事。天喜不知道这些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扔掉的面包有什么问题。

天喜还记得与大哥在西南山上度过的一天。他们去采集熏蚊子的草，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那是个夏天，山顶没有树，酷热难当。当开始下山时，他们发现斜坡很陡，没有伸出的树和灌木可供他们攀援，他俩非常恐慌，当到达平地时，他们感到极大的宽慰。两人一直记得这次爬山。

正是天喜的大哥最早教他干农活。大哥自己不喜欢种田，也没有耐心教。一天，天气很热，当他们在甘薯田里锄草时，天喜觉得笨重的锄头太重了，他的活干得很糟，损坏了一些植株。一开始，大哥还纠正，但当天喜还在损坏植株时，大哥发脾气了，对男孩大声吼了几句。因为天喜自己已经非常恼火，大哥的责骂使他哭了起来。这一天，他神情沮丧，没有胃口吃午餐和晚餐。

这两个男孩曾合作帮助村庄建造基督教堂。天喜家的人是基督徒，村里的基督徒计划建一所教堂，所有建筑用品都由各家捐赠。天喜父母除捐赠其他材料外，还答应提供砌墙的小石头。西山脚下有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石头，但把它们运到建教堂的地方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天喜大哥决定在建教堂前的一个冬天完成这项工作，他请天喜帮忙。他们带着两个箩筐和一辆驴拉的独轮小车，哥哥照看小车，天喜照料驴子。到达山脚下后，他们捡小石头，然后推着满满的小车回家。在冬季，白天很短，他们只能跑三趟；总共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在劳动过程中，兄弟俩比以前更亲密了。他们捡石头的地方是大峡谷里的巨大沙层，冬天很少有人去那里，大树、高峰、可怕的悬崖以及吹过树林的风发出的哨声使这地方显得更加荒凉。天喜紧紧跟着大哥，即使有事必须离开，他也要看得见大哥。他感到大哥是他的保护人，而大哥也了解他，对他很体贴。一天，天喜拾到一只小包，里面有12个左右的硬币、一把小折刀，很可能是放牛娃或是猎手丢的。天喜很兴奋，更使他高兴的是村民的称赞，这些村民在他们推着小车经过街道时，总习惯地跟在兄弟俩后面。

尽管天喜第一次上学以失败告终，他却是个聪明的孩子，这在他调皮的行为中、在他对二哥的支配中、在他与其他孩子的玩耍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常说他是最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将来肯定非常有出息。富有的潘族家庭的一个成员几次对天喜母亲说这孩子天资高，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聪明，如果送去上学，他会成为好学生的。天喜母亲受到这些话的影响，而父亲却不为所动。这时该地区已设立新式学校，有几个年轻人也进入了县城师范学校，对这些发展天喜大哥非常感兴趣。他经常去集镇，听人们谈新共和国、新教育制度，谈在集镇上建立的新学校以及获得官职的新方法。作为年轻人，他被这些东西吸引住了。他让妻子和妹妹给他做新式服装，加入了一个政治组织，学习投票选举当地代表的办法。他想重新接受教育，但年纪太大不可能去当小学生，而且父亲田里的活也需要他。由于他自己不能上新式学校，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第二个弟弟。他觉得天喜在农田里不是必不可少，而且也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他决定让天喜去上学，期望他将来成为新世界中的学者或官员。有了这一想法，他开始劝说父母，把在集镇上听到的一切告诉父母。母亲同意，父亲不反对，姐姐帮天喜说话，因为她非常喜欢弟弟。结果，就在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天喜穿戴整齐，被带到集镇的新式学校。哥哥告诉老师，天喜当过几年放牛娃，比较粗野，请求老师多多包涵，他还请几个镇上的小孩照顾他弟弟。后来当天喜父亲抱怨加在他肩上的沉重的学校开支和农田里缺少劳力时，大哥尽力劝慰他。幸好，天喜母亲和姐姐站在他哥哥一边，因而天喜的教育没有再次受耽搁，这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天喜受了高等教育，实现了母亲的夙愿。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哥的努力。这与其说是哥哥对弟弟的个人感情，毋宁说是父亲般的关心。

天喜与二哥拜春的关系很反常，他们年龄差距不大———只相差五岁。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玩、一起干活、睡一张床，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更深的感情联系。二哥胆小温顺，在其他孩子欺侮他时，他只会逃走或哭泣，因此，男孩们总想法子气他、捉弄他。为了二哥，天喜打了无数场架，因为他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哥哥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如果他挨了打，他不仅要咒骂这些男孩，还要因他二哥拜春的软弱非常生气，这有时会引起兄弟俩的争吵。天喜不喜欢与二哥在一起，尽管父母总是命令他与二哥呆在一起。

在家里，天喜常把二哥差来遣去，而他二哥总是毫无怨言地容忍，而且对弟弟霸占玩具也总是默默让步。两人睡在一起时，天喜还经常捉弄哥哥，有时会引起打架，从而惊动父母。一开始他们责备拜春，因为他大些，但后来认识到那总是天喜的错，父母就把怨气发泄到他头上。当天喜有时遭到毒打时，拜春感到很伤心为难。有一夜当天喜哆嗦着躺在床上等着父亲惩罚时，拜春起来请求生气的父亲，要求替天喜挨打。母亲非常感动，劝父亲原谅孩子们。遗憾的是，当时天喜太小，无法认识到二哥的善良。父母因为拜春诚实、宽宏大量而喜欢他，但对他的软弱和顺从的个性感到失望。在这点上父母更喜欢天喜的虚张声势，尽管他的早熟确实经常惹父母生气。两个男孩差异太大，不可能成为好朋友。假设双方交换一下位置，大的处于支配地位，小的很顺从，这种差异或许不会妨碍他们的友谊。

天喜与姐姐琼的感情很好。姐姐比他大十岁，妹妹去世后，姐姐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孩。她只能偶尔出去与其他女孩玩耍，这使她经常与弟弟在一起，两人相互陪伴。姐姐喜欢绣花，在男孩的鞋子、上衣、围裙和帽子上绣上奇特的图案，喜欢做泥玩具或端午节用的小香袋，以及各种吉祥物。一般说来，女孩在干这类活时，喜欢与另一个女孩在一起，她们可以谈论正在干的活，互相欣赏对方的手艺，通过交换新闻而自娱。天喜充当了姐姐的朋友和同伴的角色。姐姐在许多小事情上请他帮忙，当她绣完花或完成一些奇特的作品时，就拿给天喜看，或送给天喜。如果她需要什么就让天喜去取。天喜聪明灵活，能满足姐姐的各种需要，欣赏姐姐的作品。母亲通常不鼓励甚至禁止女孩做奇特的东西，在她看来这是浪费时间。天喜总是帮姐姐瞒着母亲。一次，母亲发现姐姐绣了一些奇特的花后，非常生气，要惩罚她。天喜向母亲求情，平息了母亲的怒气，这使姐弟关系越加密切。在姐姐长大后，她在天喜身上花的时间、精力比在其他家人身上花的都多，她不辞辛苦地为天喜做最漂亮的鞋子、衣服、帽子和其他东西。天喜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后来，因为他穿得非常像女孩，遭到了其他男孩的取笑，此后，他不愿再穿姐姐为他做的鞋子和其他东西。

天喜上学后，成了姐姐的非正式教师。姐姐的未婚夫（青岛一所新式学校的学生）希望她学习，至少会读书、写字。那时还不能送女孩上学，而且家里也缺不了她。于是大哥、母亲和天喜成了她的教师，她的家成了她的学校。天喜是主要的导师，因为三人中他学问最高，也有充裕的时间。天喜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别人，当然最希望教给姐姐。他已习惯了教书，因为他在学校经常帮助老师。学校课程很多，单单一个教师没有帮手几乎不可能教书，所以老师像依赖助手一样依赖好学生，经常派这种任务给天喜。天喜更喜欢在家里教书，因为在这里他的话最受赏识。他从不厌烦，也从未对学生不耐烦，作为弟弟和小男孩，他无疑感到自豪。姐姐非常渴望学习，功课学得很好。因为天喜还是小男孩并深深地爱着姐姐，所以姐姐向他吐露对未婚夫的梦想和希望时，丝毫也不难为情。对这个年轻人，天喜并不妒忌，相反渐渐喜欢上了他。在姐姐出嫁时，她已能够阅读和理解学校里教的所有课文，能够做学校里教的算术题了。

天喜在姐姐结婚后继续帮助她，不管她什么时候回娘家，天喜都愿意做她要求做的任何事。当她有了第一个孩子时，她只能请天喜帮忙，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对天喜来说，姐姐弥补了母亲留下的空缺。在母亲死后，有一次姐姐生了重病，天喜看到她痛苦的样子，重新感到了在看着母亲死去时的悲伤和害怕。天喜的姐夫在青岛，后来在上海一家商行工作，他给了天喜许多物质上的帮助，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并没有妨碍姐弟之间的亲密关系。

天喜与父母的关系很普通。在他离开学校后，有好长时间受到父母的冷落。在发现他很聪明、干活卖力时，母亲才对他产生新的希望，又开始喜欢这个孩子，但她关于严厉和卖力干活的信念限制了她对爱的表达。父亲仍像原来那样对天喜很疏远，对他的未来漠不关心。当然，他带天喜到田里，教他干活，但从不给他买玩具和糖果，从不带他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从不和他在家里或街上玩耍。父亲攒钱的兴趣、无休止的节俭使天喜吃了不少苦，这加大了父子间的距离。

这种状况在天喜在县城中学读书时才有所改变。这时他母亲已经去世，姐姐也出嫁了。在假期回家，尤其是冬天，他常常坐在父亲的房里，与他彻夜长谈。父亲编着草雨衣，儿子给他讲中国的历史、古代著名人物和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新东西。父亲对故事很感兴趣，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偶尔也向儿子提些问题。天喜父亲很久以来一直很沮丧，有时持续几天，他过分地为他的农田事务、他的家庭以及他的生活担忧。过去，天喜母亲是唯一能安慰他的人，而在她死后，没人能帮助他。媳妇不能帮助他，因为社会的禁忌使媳妇们与公公保持着距离；儿子和女儿也不能，因为他们要么忙于自己的事，要么还未认识到父亲的烦恼。但天喜受过教育，能够看出别人的困扰，他同情父亲并安慰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天喜接替母亲来服侍父亲。父亲上了年纪后，对天喜的感激之情越来越深厚。他也为儿子在学校的好名声感到骄傲，经常与邻居谈论它。父子成了朋友。天喜的母亲没有活到父亲的年龄，这是天喜成年后感到非常遗憾的。否则，母子之间的亲密感情同样也会发展起来。

关于天喜与他弟弟奉春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好说的。在他弟弟还是婴儿时，天喜不得不照顾他，这对发展他们的感情帮助甚微，因为这项任务显然令天喜厌烦。后来，在弟弟不需要照顾后，天喜一直在学校，没有很多机会与他玩耍或干活。母亲去世时，他们都很伤心，大哭了一场，突然天喜搂着弟弟的脖子说：“不要害怕，我会照顾你的，我会保护你免受伤害。”幸好弟弟得到了父亲和其他哥哥的悉心照顾，天喜不必履行他的誓言，但那时的感情仍在起作用。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天喜童年时曾受到父母严厉的惩罚，这经常是因为他不愿上学，另一个原因是与二哥拜春吵架。一次，天喜在房前玩耍，看到邻居家的狗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粪肥。他把狗赶走，但狗又回来了。几次三番后，他非常恼怒，抓住小狗，几乎把它打死。这使邻居的妻子非常气愤，她来到天喜家，咒骂这个男孩，向天喜的父亲提出强烈抗议。父亲辛苦干了一天活，非常疲劳，那位妇女的咒骂犹如火上浇油，他把孩子打倒在地，举起手里的铁锹，天喜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姐姐救了他。这以后，天喜非常痛苦，痛恨父亲的残暴，感到太不公平。畜肥对家里的庄稼非常重要，他为家庭做了件好事，在他看来，父亲的愤怒是不可思议的。

在天喜六七岁时，经常尿床。父母认为他是夜间懒得起来，为此就惩罚他。这种惩罚对他似乎同样不公平。他比其他人更恨这一毛病。每晚上床前，总记着上厕所，每当他尿湿了床，他也很恼怒，甚至害怕。当他醒来发现下面的床单湿了时，他害怕、羞愧、严厉责备自己。他父母并不知道这些，只是不断地惩罚孩子，越来越愤怒。天喜觉得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了，挨打时，他就用知道的最恶毒的词咒骂自己，并且更加憎恨父母。要是他再大些，或许就会自杀。他觉得不能原谅父母，因为他们竟然不知道他的麻烦是他所不能控制的。

民国时期的山东

由于他父亲非常节俭，学生喜欢的许多东西，天喜都没有。天喜的课桌上从未出现过一把小刀、一对练习书法时压纸的青铜镇纸、盛水的容器和其他日常用品。不用说，天喜经常嫉妒拥有这些东西的孩子。一天他看到基督教堂的传教士有把小刀，就请求借他用几天。这个传教士非常喜欢天喜，就同意了。这把小刀在天喜手里，他不愿还掉，没有得到允许又多玩了两三天。当必须归还的时候，他却找不到了，小刀丢失了。他非常害怕，不敢告诉传教士和其他人。传教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母。父亲非常生气，大声嚷道：“如果他学会干这些丢人的事，那他上学有什么用！”母亲也很震惊，对孩子的希望看来又要落空了。父母两人感到必须对他严加惩罚，否则传教士会认为他们教子不严。父亲想打儿子，母亲反对这样做，理由是儿子已十多岁了，而且是有名的好学生。在惩罚前，天喜姐姐把他藏在她的房间里。父亲隔着门大声申斥他；同时母亲也抱怨说，他的不规矩行为毁坏了家庭的声誉，但她暗暗地堵住了父亲打小孩的路。最后事情只是以责骂和抱怨结束。但对天喜来说，这是他遭受的最严厉的惩罚。他的罪行太可怕了，他感到丢尽了脸，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抬不起头来。他非常不自然，他想或许除姐姐外，家里其他人都在责骂他。有一天，姐姐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才得到解脱，她说：“高兴点，你这个小傻瓜！母亲知道你从未想偷这把刀。我们知道你很想要它，所以你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归还。但母亲和父亲仍要责备你，因为你想要人家的东西，你把刀留在身边的时间太长。记住，再也不要干这种事了。顺便说说，我在打谷场上捡到了这把刀，还给了传教士，你不必再担心了。你掉了刀，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你忘了我可以帮助你吗？”听完这番话，天喜对姐姐凄惨地苦笑了一下，就跑开了。

天喜的童年也受到了家人疾病、悲痛和死亡的影响。首先，他目睹了小妹的死，他永远忘不了母亲和姐姐的哭泣以及基督教葬礼。三天后天喜与姐姐一起去看小坟，姐姐跟他说，小妹正睡在那里，她的房子不会遭到野狗的打搅。天喜不懂他小妹为什么已经死了，为什么睡在坟里而不睡在家里。后来，他看到二哥长期受胃病折磨，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母亲几次请来基督教徒和村里的传道士为他祈祷。当这群人在祈祷或唱赞美诗时，二哥躺在床上呻吟。天喜太小还不懂仪式的意义，但他感到疑惑，为什么耶稣不马上来帮助他哥哥呢？

在天喜十岁光景时，他看到父亲心情非常沮丧。那是个夏天，下了五六天雨，田地被淹没或浸透，庄稼全毁了。父亲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母亲坐在他旁边，尽力安慰他。吓坏了的孩子们悄悄地进出。乌黑的云层、可恶的雨水、饥饿的动物、坍倒的墙以及泥泞的庭院与街道更加剧了每个人的阴郁情绪。母亲和姐姐没有心思准备餐食，兄弟们暗暗地吵架，天喜又饿又怕，也很沮丧。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情景。

天喜母亲在死前病了很久，在这期间，他经常为母亲揉揉腿、推推背。由于这时姐姐已出嫁，他必须帮着做家务。晚上由天喜父亲照看母亲，白天主要由大嫂照顾。后来母亲情况严重了，出嫁的女儿被叫了回来。天喜、二哥和他姐姐几夜都睡不着觉，只是不停地哭泣。一天夜里，母亲突然坐起来，把所有的孩子都叫到床边，对他们说，如果她死了，那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召唤，所以孩子们不应该太难过，也不必为她的葬礼花太多的钱。她要求天喜大哥和大嫂照顾好他们的弟弟，让他们结婚，实现家庭的目标。她还说，你们应该继续做虔诚的基督徒，服务于耶稣基督的事业。然后转向父亲说：“万一我死了，请不要太难过。你知道上帝早晚要召我们每个人去他家，我们可以在那儿相见。我们一起奋斗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有这些孩子，他们都努力成为好孩子，为此我感到很高兴。他们不会让你失望的，上帝也会赐福于你的。”天喜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但他也和其他孩子、父亲一样晓得这是诀别之言。其他人都伤心地哭泣，对此，天喜感到很惊讶，他不哭，只是坐在那里。几天以后，母亲去世了。在母亲临死的最后几天，天喜和他兄弟、姐姐都精疲力尽，也被家里的混乱搞糊涂了，所以他对母亲的去世很麻木。只有在认识到母亲真的走了后，他才开始哭起来。

家里的基督教活动给天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母都是基督徒，但母亲对此兴趣更大。正是母亲教天喜读十诫。当驴子在小棚屋里推磨时，天喜要照看驴子，同时学习一个戒律，并因此得到一般不给大孩子的马铃薯。新年来临时，天喜能够读所有的戒律了，当然天喜不可能理解他所读的东西，但他的确记住了不应偷邻居的东西、应该顺从父母。

天喜也学会了用餐时的感恩祷告，星期天还去村教堂。在他稍大一些的时候，他知道了著名的《天路历程》（中文版）和《圣经》中的故事。他还学会了唱几首简单的赞美诗。那时台头村的基督教小团体流行两种基督教圣歌的中译本。天喜的母亲和姐姐能把一个译本唱得很好，所以天喜也学会了唱。在圣诞之夜，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们都会得到礼物，但他们并不懂得这个节日的意义。

在教堂刚刚建成时，一位福音传道士被邀来布道。一天，天喜母亲带他去拜访这位传道士，她对传道士说：“天喜已说过几次，他想做教师或教堂的牧师，你认为他行吗？能得到您的帮助，我将很高兴。”传道士回答道：“很好，我知道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喜欢学习，他一定能成为教师。”天喜很难为情，但他暗暗受到了鼓舞。三年后，教堂又请来一位新传教士。天喜母亲拜访了他，这次她对传教士说：“我想把这个孩子的心灵献给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您听说过他是集镇学校的好学生，我知道您也喜欢他。您愿意帮助他改善他的德行、提高他的知识水平吗？”尽管天喜还很小，但他却记得母亲说的话。

除了家人，天喜与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有联系。在他还是个孩子，照看着父亲的牛或割草时，他与同一街坊的一个与他同岁的男孩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他们一起上旧式村塾，离开学校后，他们继续互相看望，一起玩，有时甚至一起睡觉。他们从不吵架，从不参与打架。后来天喜又去上学，而他朋友成了农民，但他们的友谊继续保持到天喜去县城上中学。

天喜的几个堂姐特别喜欢他。晚饭后或有空时，他们就在一起玩。但这些堂姐比天喜大得多，像大姐姐一样对待他。天喜与其中一个堂姐关系特别亲密，这使人联想到他与他姐姐的关系。后来，他经常与一位女孩一起玩耍，这个女孩几乎成了他的“女朋友”。但在他们长大后，就分开了。

在天喜少年时，一个高中男孩到天喜家给他母亲送信。男孩穿着新式衣服，剪着短头发，打扮得很时髦。他年轻漂亮、令人愉快，引起了天喜的注意。他的短发特别有魅力，因为那时乡下的男人和孩子还拖着“辫子”。这个男孩来访后的第二天，天喜就剪掉了辫子，他父母和哥哥感到十分惊奇，而他姐姐支持他。他成了村里去掉满人标志的第一个男孩。村民侮辱他，叫他“小和尚”，但他不在乎。直到三四年后剪头的风俗普及开来，天喜的发式才不再引人注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青岛，城里的基督教堂暂时关闭，传教士、福音布道士和修女都失了业。一位修女和她的孩子来到天喜家避难。那时天喜家已信奉基督教，他母亲与这位妇女很熟悉。这位妇女的两个女儿都是学生，比较时髦。她们无疑感到在农村家庭中生活极不方便，但又不得不长时间逗留在那儿。在这期间，天喜从这些女孩那儿了解到许多新城市的知识，因此当天喜首次进新式学校时，他比其他男孩知道更多新东西。

天喜对外国人形成了初步的印象，尤其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村子靠近青岛，德国士兵和商人常常渡过海湾来到该农村地区打猎或勘探。他们的外貌和带来的东西给天喜留下了印象，他们的傲慢态度使当地老百姓产生了成见。天喜不知道他们虐待当地老百姓，但他对他们没有丝毫好感。天喜对日本人特别仇恨。后来日本攻占青岛时，他们强行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半岛和青岛周围的地区作为战略基地。天喜的村子在占领区内，该地区名义上是为军事目的向中国政府借用的，实际上却被看成日本领土。他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掠夺和抢占他们想要的一切。一开始村民试图反抗外国军队，但他们的反抗引起了更大的掠夺甚至是暴行，最后，贫穷的村民不得不逃走或把妇女、孩子、粮食撤到山上去或占领区外的地方。

天喜目睹了人民聚集起来抵抗来到村庄的第一小队日本士兵，村民成功地把他们吓跑了。但第二次来了一大队士兵，村民的抵抗失败，村庄遭受了第一次洗劫。以后敌人几乎每天都来。所有家庭财产都被疏散，只有那些看到敌人还来不及逃跑的男人留了下来。村庄几乎全被舍弃了。天喜的母亲、姐姐和嫂嫂逃到西山上的一个村庄，带走了好多谷物和其他粮食。天喜与他父亲、哥哥呆在家里，但一天中他们必须跑掉或躲藏一两次。这使得村里和整个被占领区的百姓非常仇恨日本人。日本人在青岛掌权后，助长了种种足以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摧毁中国人的恶行。最明显的罪恶是纵容土匪和鸦片买卖。土匪在日本占领区受到保护，他们肆意劫掠、绑架和攻击。天喜和村民们都亲身体验了土匪破坏的后果，他们都清楚这是日本人蓄意策划的。天喜不太知道鸦片和其他毒品买卖，但他确实看到许多住在集镇上的可疑的日本“医生”或“商人”，并注意到与这些人做生意的都是些吸鸦片者或鸦片贩子。青岛周围地区的人都深信日本人是他们的敌人，迟早要与他们进行生死决斗。天喜还太小，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应该恨日本人。

入侵的日本人给天喜留下的另一个印象就是骑兵。我们已提到天喜是个固执而又好斗的孩子，他总是喜欢勇敢的战士。在春节看年画时，其他男孩和女孩对挂在那儿的花、鸟和仕女感兴趣，而天喜总是为穿着盔甲、跨在马上或站在城门口堡垒上的战士所吸引。他最喜欢赵云（中国最有名的武将）的画，赵云全身披挂，手执长矛，站在荆州城门（在三国故事中着意描写的一个城）的顶楼上。根据三国故事，这个武士在危急时守住了这座城池，击退了众多傲慢的敌军。天喜对此印象非常深，他私下里想知道他能否成为战士，当他看到日本骑兵时，他的愿望又一次被强烈地激起了。

天喜又去上学后，受到了村里长者的高度称赞。潘族极受人尊敬的族长，也是台头村学校的教师，听说了天喜在集镇学校的好名声，他带回了这一消息，并在村民中宣传。因为他的话对村民影响很大，社区中的其他领导者也开始注意天喜。当青少年群聚在街角时，潘族或陈族的长者会因为某种原因对其他年轻人说，天喜天生不是种田的料，总有一天会当大官的。听到这些话，每个人都看看天喜，天喜却非常难为情。有趣的是，称赞他的人大多是潘族成员，这使得天喜家与潘族主要家庭的关系逐步改善。当然天喜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这些。

天喜第二次进学校对他未来的生活道路影响很大。新的学校生活大大改变了他。他学到了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基础知识，学到了关于自然的——植物、动物、山和水、星星和地球——新理论和新知识。当学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时，他惊讶不已。他了解到除了德国人和日本人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外国人。他还知道地球上的所有人种可划分为黄、白、黑、棕和红五种。当然他对所有这些知识还相当模糊，但这使他梦想探究他发现的这个广大世界。渐渐地他开始不同于曾一起割过草和放过牛的孩子。不仅天喜认识到这一点，其他男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当他在长长的假期中回到田里干活时，他才又与以前的玩伴在一起。

新式学校的体育课使得天喜成为年轻的爱国者，并激起了他对士兵的羡慕。那时的体育是军事操练，正步、行军、敬礼这些项目都类似于军营的训练，甚至体育锻炼的目的也是使男孩成为优秀士兵。这时教师的讲话都是激励青少年民族意识的，教他们懂得民族蒙受的耻辱，也呼吁他们必须醒来，为保卫家乡和民族强身健体。教育极大地鼓舞了天喜，他暗暗决定要始终像士兵一样行动，他开始以笔直的姿势坐着或站着，以行军的步伐走到学校。现在他想象的英雄与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不再披盔甲，而是穿着新式军服，他不再拿长矛，而是拿着大刀和望远镜。这时国旗也在天喜心目中扎了根，他学习向国旗敬礼，渐渐对它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

通过学校，天喜了解了整个集镇地区，他不再认为自己仅属于台头村。另外，他逐渐被许多人知道。他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被教师当作班里的助手，同学也把他看成班里的领导。他帮教师上体育课，时常负责整个学校事务。另外，他的写作水平也受到了称赞。那时中文和写作是主课，如果学生擅长这些功课，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天喜的老师向其他老师和镇商店的大部分人谈起他，社区领导渐渐知道了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在村教师向学生训话时，他们把天喜作为仿效的榜样，因此村里每个男生都知道他。天喜从不讨厌上学，从未因天气或其他原因耽误上学，他到学校总比其他学生早，尽管他家离学校很远。他对古代杰出人物还是穷孩子时发奋学习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他在严寒的冬天坚持上学是由于受了L.纳尔逊少年时代故事的影响。

有一天，纳尔逊和兄弟去上学。路很远，寒风刺骨，因而兄弟俩返回家。父亲问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回答说天气太冷，无法再走下去。父亲平静地对儿子说：“是的，天气很冷，但是被冷天气吓倒的孩子绝不会有出息。”孩子们深为感动，立即又去上学了。后来，纳尔逊成了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和著名的海军上将。天喜冬天去上学的路上，就想着这个故事。

那些出生于集镇家庭或镇上商店的男孩的生活与天喜有所不同。他们有较好的衣服，总有零花钱，有糖果或蜜饯，他们谈的一些事情让天喜感到陌生。所有这些都使这个农村孩子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有时他会为粗糙而不合时宜的衣服感到羞愧，有时因为吃朋友的糖果不能回敬而难为情。他第一次到商店或镇上的人家时，感到很不自在。然而，后来当他成为镇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受到这些男孩羡慕时，他逐渐习惯了新情况。镇学校的学生会不太大，约12名较大的优等生形成一个亲密的小团体，天喜也是其中一员。几个镇上的孩子为了得到他的友谊相互竞争，试图把他拉到他们一边。天喜的一个知己就是镇上的孩子，除体育课外他在所有的功课上都与天喜竞争，在上学的几年中，他们一直是好朋友。天喜也有几个来自其他村庄的朋友，他们相互喜欢对方，因为他们家庭背景相似，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天喜和其他孩子不喜欢优等生团体中的一个孩子，他比其他孩子大得多，非常盛气凌人。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每门功课都很好，但老师认为他的写作不如天喜。在其他人不行的方面，他都很出色，他会画画，他的书法在农村地区很有名。他体格强壮，穿着好衣服，举止优雅，有时还是个雄辩家。他的声誉使天喜相形见绌。但奇怪的是，学校老师从不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很有出息。天喜和其他小些的孩子并不妒嫉他，但害怕他，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这个男孩从未真正当过干部，甚至也不是这个团体的真正成员。

天喜的母亲没有看到儿子小学毕业，但她知道孩子的好名声，也因他而骄傲过。有一次，天喜老师选了12个孩子去参加县政府在县城举办的竞赛，天喜是其中之一。这对天喜家庭来说完全是件新鲜事，那无异于一场政府考试。天喜的母亲和姐姐非常激动，即使一向冷漠的父亲也很高兴。出发的那天早晨，家人起得很早，母亲忙于准备餐食，姐姐尽力为天喜打扮。他没有礼服，姐姐想给他穿她的丝绸外套，但外套太长而且是鲜红色，天喜穿着感到害羞，他们决定再罩上件蓝上衣，结果令人满意。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和儿子出发了，母亲和姐姐在屋门前向他们招手。母亲低声向上帝祈祷，眼里噙着喜悦的泪水。为了与教师和其他孩子会合，天喜和父亲先到镇学校。每个孩子都有一名家长护送，所以教师、孩子、孩子的家长和驮畜走在乡间路上形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一路上，天喜父亲非常高兴，因而对儿子也特别友好。当路边一个农民问他去干什么时，他高兴地告诉他，他儿子将去博取功名。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不忘节俭，在路边客栈吃中饭时，他只为儿子和他自己买了一把烘花生和一壶茶。天喜很饿，但他不敢再向父亲要。中饭后，孩子的家长回家，教师和孩子们继续去县城，前面还有10英里路。到达目的地时，天喜又累又饿，但他非常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城市。男孩们在城里呆了约一个星期，过得非常愉快，没有为他们的主要任务——竞赛过分烦恼。看着这个城市，天喜开始想知道他毕业后能否再到城里学校读书。回到集镇学校后，其他孩子都妒忌地看着他们。除获得了许多奖赏外，天喜还赢得了政府荣誉证书。家里人都很高兴，邻居和村学校教师都向天喜和他家表示祝贺。或许是由于这次的成功，天喜的母亲、大哥和姐姐决定让他上完中学。

天喜在母亲去世后一年从集镇学校毕业。天喜必须决定是继续学习，还是回家务农或是去集镇商店当学徒。他哥哥与浸礼会教堂的福音传道士谈起过这个问题，那人知道天喜的好成绩，他建议天喜去县城浸礼会传教机构办的中学上学，那是一所免费学校。天喜父亲未反对这一计划。天喜去城里参加入学考试那天非常冷，他必须步行8英里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到达那儿。

天喜被这所中学录取了。在那里他专心学习，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毕业后，他被派到小学当教师。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声誉，他获得了去大学学习的机会。天喜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每个暑假都回村探亲，与亲友重叙旧谊。大学毕业后，他娶了一位自己选中的姑娘，用自己的积蓄办了婚礼。现在他是小家庭尽责的家长。尽管他没有赚到大钱，但他曾在中学担任过重要的教学职务，现在是大学教师。他生活得很好，他还帮助家里的父亲和哥哥买了一些地，建造了一所新屋。因为他的成功，他家在村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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