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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命题。当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就是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键词。
时代的命题当然也会作用于文学，老藤所著的《北爱》就是这样一部聚焦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前沿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同时，小说也从一个小切口入手进行全景式抒写，展现了东北大地从产业结构到人的心理、社会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
近年来，老藤还创作了《北地》《北障》《铜行里》等多部聚焦东北大地的长篇小说。东北不仅是老藤作品生发的地理空间，他的作品也是他不断回应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振兴的最好证明。
既是个人的“逆行”，也是时代主题的“顺流”
记者：《北爱》重点塑造了一个致力于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青年科学家形象。她叫苗青，毕业于名校，掌握着尖端技术，拒绝名利诱惑，为了自己的航空梦奔赴东北大地，投身中国的航空事业。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年形象，肇始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在山河破碎、民心涣散的历史节点，他描述了生机勃勃、未来可期的少年。新时代的苗青，是您想描绘的青年形象吗？
老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青年的形象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充分肯定了青年的价值，并呼唤广大青年投身民族崛起和社会变革的伟大事业，为了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贡献自己的力量。青年不仅意味着拥有青春，更肩负着引领历史走向的重任。此后，《红旗谱》中的江涛、运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的代表。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则是改革开放前后青年形象的赋形。这些青年形象表达了时代的需求与关切，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呈现。
在《北爱》中，苗青从小就有航空梦，这来自父亲的熏陶。她的父亲是个飞机迷，航空学院毕业，曾经立志为国家设计国际领先的大飞机，但工厂生产计划的调整让他与梦想失之交臂。于是，他盼着女儿可以为自己完成这个未竟的事业。从小学开始，苗青每年都会收到父亲送给她的飞机模型，这些模型在苗青的心中埋下了造飞机的种子，造飞机成了她长久以来的愿望。
在这里，苗青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爱好，更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她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存在。她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不只是其个人追求或人格修养，而是代表了这一代的青年，也是共和国工业精神文明的当代延续。
记者：有读者戏称，《北爱》颇具时下流行的“大女主”的叙事色彩。
老藤：其实，苗青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经历了恋人的离去、单位的雪藏、创业的艰难、下属的背叛，在她的人生中，工作与生活的挫折纷至沓来，让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当她来到鲲鹏集团，并没有如她所愿迅速投入科研项目，而是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人们都说，漫长的等待是对人的极大消耗，支撑苗青在低谷中始终没有颓废的是“一个人的计划”：“一个人的计划是她心头的灯，这个计划就是设计研发喷气式商用大飞机，目标是让国内干线、支线商飞国产化。”这是将个人志趣和家国情怀关联在一起的计划，因而她并不孤独，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同行者。
其实，这个故事中，我描写的不止苗青一个，还有杜小明，一个理论研究者，为了改进弹射座椅，不惜自己坐上去，造成脑震荡，病还未好，又立即要求参加工作；九成集团的马歌，为了提前完成吸波材料的研制，重金属中毒，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想塑造的是一组时代鲜明的群像。
记者：您在书中将苗青称为一个“逆行者”，这种“逆行”指的是什么？
老藤：改革开放的大潮是从南方开始奔涌的。候鸟南飞，人们亦追寻着“风”的方向到南方去，成为一个时代的景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追赶潮流的脚步，都行进在时代的鼓点上。有的人，就是与众不同。他们仿佛内置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指南针与滴答作响的时刻表，依照生命内在的节律，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是我说苗青“逆行”的第一重意义。
苗青的第二重“逆行”是在价值目标上，从欣欣向荣、前景（钱景）似乎更看好的地产业逆行到看上去需要坐冷板凳的科技研发。这两重含义可以归结为从世俗的名利、物质和个人利益的追逐，逆行向知识、精神、梦想和国家利益的探求。
所以，苗青是逆行者，更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个人的“逆行”其实是对整体性时代主题的“顺流”，顺应的是国家总体上的科技与经济转型的大潮流。
不只靠一代人的努力，而要形成振兴的“合力”
记者：也有这样一种看法，《北爱》小说的推进与架构有些20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的影子，同样以正直的“强人”为中心，同样的励精图治，同样的崇尚科学，同样的与各种人、事、关系斗智斗勇。您怎么看？
老藤：这种相似其实并不难理解，或者说，当下的东北面临的困境与“新时期”的情形显然多有雷同，今天的东北正在呼唤属于它的“乔厂长”。
东北地区承担的光荣与梦想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已被击碎，黑土地象征的富裕与文明也逐渐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历史遗产，带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环境与开放程度使得“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调侃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现实感的“推断”。
如今的东北能吸引到像苗青这样的高水平人才是多么艰难且重要，所以她的今日抉择正是在延续昨日东北失落的梦。
我了解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深知东北当前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东北曾经以她的无私奉献给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乃至将来，东北仍将在全局战略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也想通过我的书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具体的东北。
记者：《北爱》关切的核心是科技，是苗青、白院士、文剑、马歌等有志之士通过科学钻研与创新奋斗而带来的对东北的实质性改变。科技，能否成为东北摆脱当下困境重新起飞的良药？
老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然成为一种共识，当我们思考，在危机时刻真正对国家和社会起实质性推动作用的力量是什么？我想没人可以跳过科技这个答案。
你提到小说中的苗青、白院士、文剑、马歌等都是新时代东北土地上的奋斗者，他们是东北的续梦者，也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当代东北的振兴并不只是靠某一代人的努力，也不仅是凭借某一地域所蕴藏的内部能量，而是打通内部与外部、既有力量与新生力量，形成振兴的“合力”，从而在当下东北工业转型与社会重建中找到破解的可能性。
记者：今年9月，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您在作品中也表达了对东北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营商环境的改善的信心。
老藤：小说中，民营企业对市场的观察更敏锐，用人更灵活，苗青在民企得到了培养和锻炼。民营企业对飞机涂装的研究和投入，日后也有力地支持了苗青主持的隐形飞机项目，民企的技术为国之重器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小说里，营商环境也呈现出逐渐向好的趋势。苗青执掌飞鹰公司以来，公司的业绩显著上升，完成了产业升级、稳健发展。随后，苗青的前男友江峰，在南方的房地产领域大获成功后，也准备北上，投资飞鹰公司，他看中了飞鹰公司的前景，也表达了对东北营商环境的信心。这也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东北新气象，让人充满希望。
作家对时代现场的缺席，是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
记者：《北爱》每一章的标题都采用天干地支加标题的形式，比如“壬辰·逆行者”“癸巳·金蟾礁上的雅典娜”“甲午·月桂树的冬天”“辛丑·海青击鹄”，后半部分也是书中人物吴大仙每年送给苗青画作的名字。这样的巧思，有怎样的用意？
老藤：“干支纪元法”是以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称为“斗建”，“建”代表北斗七星斗柄顶端的指向。作品章回目录中“干支纪元法”里的北斗，指的就是中国北部。在远古的中国，天干地支的意义均来自树木，所以其原始意义也被理所当然地赋予了无限生机的内涵。
章节标题“干支纪元法”后面是10幅画的名字，暗示了苗青未来的憧憬、徘徊期的彷徨、奋进中的激情与收获时的喜悦，并且通过苗青静默时在日记上写下的小诗，对画作和自身的认知进行提点和总结。这是小说里的诗意元素，我想这些画的名字既画龙点睛，也能帮助小说完成情节的递进。
记者：诗意，是不是您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老藤：我觉得作家还是要有一定的美学追求。我比较喜欢的是古典文学的优美，透出的那份优雅。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那种感觉，托尔斯泰笔下的款款绅士，曹雪芹笔下的风花雪月，还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民俗，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优雅深深地影响了我。以这些经典为标杆，在小说叙述上便有了明确的美学目标，我想努力营造一种优雅的审美氛围，优雅带来了小说的诗意。这种诗意可以附着在叙述文字上，或者活跃在情节结构中。
对于作家来说，整部作品怎么衔接、怎么布局是值得花很多时间思考的。我一直想要创新，我觉得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不能简单嫁接，不能一双汗脚穿着高跟鞋去走乡间小路。
记者：在您看来，一个作家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感？
老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作家的笔大有用武之地，这支笔是鼠标，是犁铧，是号角，是刀剑，更是棱镜。作家对时代现场的缺席，将是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作家对善恶美丑的麻木，将使整个艺术界半身不遂。
我可能是一个保守型的作家，很看重作家的责任感，所以我不会玩文学，只能敬畏文学。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主要是因为没忘文学初心，我在党政群机关十几个岗位工作过，不管做什么，都坚持写作，忙时少写，闲时多写，始终不间断。我觉得创作带来的精神愉悦是不可比拟的，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在文学的世界里，你就是自由驰骋的国王。
对东北的写作，耗尽几十年生活的储备
记者：《北爱》与您之前创作的《北地》和《北障》构成了“东北三部曲”，另外两部讲述了怎样的东北故事？
老藤：《北地》小说主人公常克勋在晚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在病榻追念“北地”，于是其子常寒松与友人任多秋开启了重走父辈奋斗路的北地之旅。
常克勋是20世纪50—80年代开垦“北大荒”的重要参与者，是他们让北地由荒原大甸、野狼成群、交通不便的“北大荒”变成了田畴整齐、炊烟袅袅、交通发达、人们生活富足的“北大仓”。作为建设者，常克勋见证了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
常寒松的重走之路再现了这几十年东北地区的生活风貌，对常克勋的人生轨迹进行了细致展示，也是对父亲常克勋的了解和审视过程，两代人的观念会有汇合和碰撞。
《北障》描述了猎人与护卫林区生态环境的警察的生活。作品中主场景是一片藏于群山老林深处的黑龙江北障林区，这里是几代驿路后人的栖居地，面对近乎最后通牒式的“猎手终结令”，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猎手们内心变得焦虑与不安。
我这里讲述了很多矛盾，传统与当下、习惯与变革、自然与社会、自由与限制……一方面，自己曾经熟悉的行为举止将遭到严禁；一方面，对将来生活的未知会带来惶恐与惘然。
记者：您在东北生活和工作长达40多年，东北对您来说是一座文学的富矿吧？
老藤：《北地》是我创作的第八部长篇小说，我非常看重这部作品，我曾说，它几乎耗尽了我几十年东北生活的储备。《北地》有29章，以东北地区的地名直接作为篇名，这些地名听上去很怪：比如东北地区有“红花尔基”“富拉尔基”等，这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尔基”即“洼地”之意；又如“墨尔根”，即“嫩江”的蒙古语古名。我用了这样大量“地缘性”名词，首先能让读者对东北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概念。
书里还有许多东北特产，如小烧（东北粮食酒）、嘎牙子（黑龙江特有淡水鱼）、嘎拉哈（东北地区对羊拐的称呼）等。我还写了东北的风俗，比如五大连池水库最大的池子叫白龙湖，里面生长着一种蛇纹黑鱼。白龙湖过去叫黑鱼泡，有很多传说，当地居民称其为秃尾巴老李窝，据说盛夏里秃尾巴老李会到此处避暑。泡子周围有三处泉眼，泉水甘洌清纯，喝了能治疗筋骨病。
《北障》中的东北元素就更多了。《北障》我主要写的是猎人，既然有狩猎，也就必然少不了猎场，其中有被并称为东北三大名木的水曲柳、胡桃楸和黄菠萝，更多的则是遍布各处的飞龙、红獒、野鸡脖子蛇、山鲇鱼等珍禽野兽。我相信，所有这一切对长期生活于都市中的读者无不充满了吸引力。
记者：这两本书看上去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东北的生态问题。
老藤：生态问题一直是我所关注的。由于早期过度开垦，东北地区出现了黑土地水土的严重流失，导致植被退化、物种消失等严重生态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甚至是不可修复的。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与东北地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同时，我认为作品必须直面现实，对当前一些生态问题进行揭示。
为东北的山林文化立传，是我的一种情结，我的下一部想写的是《草木志》。每个章节都会用一种植物来命名，所以你看过书之后，至少会了解东北的30种植物。
记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作家都有原产地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
老藤：故乡是一个人的根系所在，无论你走多远的路，登多高的山，儿时的记忆永远是无法改变的底色。岁月可以侵蚀这种底色的鲜艳，可以让底色起毛边，但底色那种雾一般的缥缈会与你如影相随。白天忙碌之时你不知它身藏何处，当月明星稀或雨打芭蕉之时，不知不觉中它会弥漫出来，轻轻笼罩着你，让你生出淡淡的伤感。
每一种写作几乎都镶嵌在一个人的筋脉之中，延伸、充盈、开阔着文学的意蕴空间。你的视角可以为你的作品赋形，生活的地方就变成了宝藏。
《北爱》
老藤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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