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康熙皇帝发去欧洲一张朱红色的谕令,寻找他派去多年却杳无音讯的洋钦差。就是这样的红票,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西方传教士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也解锁了一段有些颠覆性的历史。
历史学者孙立天通过细密的文献考证,在《康熙的红票》这本书中对红票背后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清朝初年皇室与传教士群体的互动,展现了一段不被人所熟知的中西交流史——不只有“文明的冲突”,还有对话与交融。
中西交流的课题还有很多可以做。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与清史紧密相关的,即用传教士的资料来系统阐发清代政治运作中皇帝的私人权力网,这部分权力运作是没有被传统史料记载的。我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两周前发表在了海外的Late Imperial China的期刊上,题目是“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绕开官僚体制:清代统治与第一次教皇使团》)。这篇文章通过康熙接待教皇使团时的操作,来分析康熙在朝廷外对其私人圈子的运作。我计划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一本专著系统展现清初皇帝朝廷外私人权力网的运作。这会是比较学术化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后,我会回到中西交往和全球史的课题上来,希望能再写出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易读好看的历史书。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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