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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人们足不出户便得以享受各式各样的日常便利服务，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员、快递员们造就了移动互联时代这一“独特景观”，其作为新职业群体也饱受关注。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关系与劳动模式，“算法控制”则在近几年成为大众眼中外卖员们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诚然，“算法控制”是智能革命下传统研究的创新视角，但却不能将外卖骑手遇到的社会性问题，简单归因于技术与算法。日前出版的《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一书，打破了这种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更值得思考的深层维度：外卖骑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是“困在数字算法”里，而是“困在生活算法”里。对于外卖快递员而言，真正难以优化和升级的是生活系统——他们个人的生活世界更需要“系统升级”。
《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葛天任 邓佳怡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带领团队历时五年，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从工作状况、社会心态、社会融入、社会流动、劳动过程、劳动关系等六个视角出发，探讨其群体画像、工作状况、工作诉求、观念心态、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展望智能革命对这一群体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今后的职业身份转型与职业发展方向。
书中指出，虽然外卖员、快递员等数字递送工人是新职业群体，但他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下独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身上仍带着城乡二元体制发展不均衡的烙印，在生存境况、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等方面仍面临着与传统外来务工群体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地位状况。
如大部分被调研者非沪籍，而是来自劳动人口输出大省，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上更是存在天然弱势，被调研者中近八成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只能从事偏体力劳动、门槛较低的工作，而即时配送行业的低门槛使其成为许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有人表示：“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技能，也没什么学历，没办法，只能做外卖行业。”受教育程度的局限性是影响其职业发展和选择的最重要因素，这背后则是结构性困境的折射。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经济背景下，新生代劳动者在社会心态、社会融入和社会流动等方面，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巨大改变。“他们向往自由、追求梦想，希望向上流动。”虽然即时配送行业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和多劳多得的计件薪酬模式有利于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经济收入的增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成功融入城市生活。根据书中的调研数据，认为自己能够完全融入上海的数字递送工人仅占总数的11.6%，被问到“未来职业规划”时选择最多的答案是“回家置业”“不会留在上海”，很多被调研者表示当前职业只是一份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作。
图源：视觉中国
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借助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实现了更稳定、更确定的劳动力价值变现，在“过渡”中完成收入积累，那么接下来的“融入”同样重要。而关于“算法控制”的强大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结构性困境。书中指出：“技术系统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风险同时存在，只关注二者之间异化与反抗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数字递送工人真的是只被困在技术生产系统里了吗？”
算法本身是基于帮助提升配送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效率而存在，其用处在于参考而非“压榨”，片面强调“资本压榨”，只会加剧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模糊政策导向，也忽视了劳动者在现实困境中真正的“最优选择”。尽管数字劳动新模式或新就业形式存在某些问题，但对大量进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平台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供就业的“落脚之处”，发挥着就业“蓄水池”的重要作用。
近年间，算法系统在不断升级、迭代和优化，被调研者也表示在工作中并非完全遵从算法的指令，随着平台企业运营的不断优化调整，对劳动者的各种补贴与激励措施也在不断完善。技术系统不断升级的同时，如何让这些新职业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城市文化，如何提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尊严感与社会认同感等，在工作地从“过渡”变成“稳定”，还需要“生活系统”等各个“系统”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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