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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上海追求。当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阶段。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论与实践》一书，以详尽的理论和实践案例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并非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使命，在硅谷可以梦想成真，在上海同样可以实现乃至有所超越。
「树立新常识」
记者：回顾人类科技发展史，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到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很多重大科技突破都是举全国之力的结果。这是否说明科技创新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杜德斌：这些重大科技突破确实展现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集中资源、举全国之力进行科技攻关的显著成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创新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被“规划”或“引导”的。但是，这并非简单的预设目标和路径，而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资源集中配置、跨学科协作等多个复杂因素。
同时，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的不可预测性、复杂性和持久性。这意味着除了集中的攻关行动，还需要持续进行基础研究的投入、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有何优势和劣势？
杜德斌：这个暑期，我刚去美国考察。与这个头号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庞大的科技人员规模。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在2013年就已超过美国，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是新型举国体制。近年来，中国在载人航天、大飞机、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等领域不断涌现原始创新成果。
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相当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四是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工业规模为科技发展、为前沿技术转化提供了完备的产业链配套。
就劣势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发投入总量和增量较低，结构不合理；第二，顶尖科技创新主体相对匮乏；第三，顶尖科技人才比较缺乏；第四，风险投资规模较小；第五，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吸纳能力不强；第六，科学文化氛围不够浓郁。
记者：我们该如何“扬长避短”？
杜德斌：我认为，根本之策在于打破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积极鼓励树立新理念。
比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包括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等，以充分激发创新活力；打破学科壁垒和地域限制，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协同创新的新格局。
短视的评估体系也需要打破，应当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注重科技创新的质量和长期效益，为科研人员创造“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让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专心科研、潜心科研、醉心科研。
在树立新理念上，首要的是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教育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等。
「把握新超越」
记者：近年来，以纽约、伦敦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中心正积极地向全球科创中心转型。科创中心之于经济中心有何超越之处？
杜德斌：相较于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更加强调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强大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各类创新要素在此汇聚；二是强大的科学研究引领能力，引领当代科学或学科的发展；三是强大的技术创新策源能力，持续产出具有前沿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四是强大的产业变革驱动能力，不断涌现新的企业、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五是强大的创新生态营造能力，持续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
基于这五大功能，科创中心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升级与转型、人才与资源集聚、创新生态与文化以及辐射与引领等方面均超越了传统的经济中心，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发展模式和战略选择。
记者：科创中心的发展演化，大致有何规律？
杜德斌：科创中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以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活动在一定地理空间中集聚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外实践经验来看，科创中心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种演化路径：
一是“科技园区—创新集群—科创中心”。
不少科创中心最初是从科技园区发展而来的。在政府的引导、规范、扶持之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并不断加强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整合风险投资、专业性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形成科技创新集群。由此，原有园区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实现“科技园区”模式向“创新城区”模式的转型。
二是“科学城—科学研究中心—科创中心”。
硅谷虽历经多次低谷与经济衰退，但每次都能凭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高校所提供的科学研究成果、创新创业动力进行技术革新而重获繁荣，继而引领了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革命性技术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
三是“工业区—制造业中心—科创中心”。
这类区域往往是传统或新兴工业区，依托制造业基础不断延伸产业链、发展专业化服务，逐渐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心。在制造业的基础上，依托制造业企业内部研发中心，并整合周边的教育和公共研发机构，协同形成以制造业研发为核心的科创中心。
这几种模式概括了科创中心功能形成的不同演化路径，但多数科创中心的形成过程并不仅仅沿着其中一条路径演化，而是可能沿着两三条路径同步发展。不同科创中心演化路径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业类型和发展模式的差异。
就产业类型来说，从“科技园区—创新集群”和“科学城—科学研究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创中心多属于高技术型，从“工业区—制造业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创中心多属于传统型，基于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演化而成的科创中心则多属于综合型。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论与实践》 杜德斌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