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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社会学家韦伯告诫德国青年人，“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能将科学作为“天职”、承受科学工作的不确定处境“而不自怨自艾的人寥寥无几”。韦伯说得一点没错，一个人兢兢业业从事科学研究也未必有所突破。而且，科学工作多数时候枯燥乏味，恰如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林·考里科在《突破：我的科学人生》中描绘的，她四十年如一日坐在实验室台前，重复操作着离心机和培养箱等器材。“大多数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或者如何才能找到它，甚至不知道能否找到它，或者有一天它会如何应用。”但在考里科看来，这并不乏味，因为“寻找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考里科的科学工作动力何在？她何以最终获得突破？本书讲述了考里科的科学人生，向我们呈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家精神气质。
1955年，考里科诞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屠夫，小时候有干不完的家务。但这段艰难岁月也有与日后的科研生涯相关的蛛丝马迹。她和姐姐拥有一个菜园，可以种植瓜果蔬菜。她们把家中的鸡一只只从窝里抓出来，等待政府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年老妇女的指导下，她们把猪的油脂和纯碱按比例混合，制成肥皂，考里科称其为自己遇到的第一位“生物化学家”。而当家中的土豆感染了害虫，又是她们一条条捉出虫子喂鸡，由此她有了“食物链”的概念。她总结道，“科学课无处不在，就在我身边”。
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的考里科最终考上了塞格德大学，一路读到博士，从事她热爱的生物学研究。然而，她的科学之路坎坷至极。因为匈牙利的岗位得不到资助，她远赴美国。在天普大学苏哈多尔尼克的实验室工作几年后，她准备跳槽。心胸狭隘的老板却将此事搅黄，甚至把考里科的名字从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删除。几经周折，她落脚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宾大服务半生，她却一直是“编外人员”，甚至还从研究助理教授被降格为“高级研究员”，最终还被迫离职。这一切都源于“主流”学界不看好RNA研究，考里科从未申请到经费。如果不是基于mRNA技术研制的疫苗在疫情中贡献突出，她至今仍可能寂寂无名。
幸运的是，考里科遇到了不少支持者和同路人。首先是老师。她将此书作为“一封迟到的感谢信”，因为使其成为生物学家的“种子”正由这些老师埋下和浇灌。她“正式接触科学”是在小学，老师们会让他们将绳子浸入过度饱和的盐溶液以观察晶体的形成，会带他们走出教室观察各类植物。高中的生物学老师托特不但教授知识，而且特别在意让学生表达对这些知识的想法。他将小考里科视为“未来的科学家”。内分泌学家谢耶所著《生活的压力》对考里科影响至大。谢耶认为“只有那些不幸对自然的秘密怀有强烈而无法控制的好奇心的人，才能——因为他们不得不——花费一生的时间耐心地逐一解决无数的技术问题，以完成无数个必需的实验”。考里科显然受到了这种感召，“我确信我就是谢耶所说的人之一”。
其次是科研搭档。尽管始终是“体制内的局外人”，也屡次因没有经费而经历种种“羞辱”，但好在她遇到了三位志同道合的科研搭档。最初的导师埃利奥特欣赏她，不但给她指导和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她巨大的科研探索空间。戴维是宾大的“学二代”，一开始被考里科批评，后来受其影响奋发图强，尽力支持她不被外界理解和认可的mRNA研究。德鲁则与考里科一样勤奋努力，他们志趣相投，合作发表的论文最终使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家人是考里科的坚强后盾。除了父母的养育和关心，丈夫贝拉的无私付出更为可贵。他是一名技术工人，始终支持考里科的科学探索，始终是考里科身后那个坚定的男人。
不过，考里科为了什么要如此努力呢？这一方面来自某种“使命感”。我们习惯于将使命感理解成特别远大崇高、遥不可及的存在，但使命感也可能源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另一方面，考里科始终对科学怀有“敬畏之心”。面对优绩主义导向的科研工作考核，当同事们发表一篇篇论文、获得一笔笔资助时，她说：“我不愿急于发表，以免科学文献被不确定的结果污染。”即使2020年之后各种殊荣接踵而至，考里科也从未停止阅读。她曾听一位偶像科学家的讲座，但令其失望的是，他已经故步自封，不再阅读最新的文献。“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永远不希望。”这种敬畏之心实在值得所有科学工作者共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突破：我的科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