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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一天，毛泽东参加延安马列学院的一场活动。组织方为体现重视，专门派了四位同志前去迎接。他们走到半路时，遇到正快步走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了解情况后，严肃地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
毛泽东所说的“延安作风”是怎样一种作风，又是怎样锻造出来的？《延安好作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革命性锻造中百炼成钢？》（以下简称《延安好作风》）一书寓理于史、寓意于事、寓情于人，以“小切口”阐发“大道理”，用“小故事”呈现“大精神”，生动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作风建设中百炼成钢的壮美实践，深刻揭示作风建党、作风强党、作风兴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及规律。
记者：在上海、在井冈山、在长征途中、在延安，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延安好作风”为何值得专门提炼？
王纪刚（《延安好作风》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始终重视并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品格，始终注重在革命性锻造中不断锤炼优良的作风。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近年来，我在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里是延安》《从延安走来》《延安好作风》等著作。如果说，第一本书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中国革命故事，聚焦“是什么”，第二本书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如何从危难中不断奋起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聚焦“怎么做”，那么，《延安好作风》一书则聚焦“为什么”，从作风建设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革命征程中百炼成钢、在作风洗礼中淬火塑形，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梳理和提炼“延安好作风”，有助于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赢”这一重大主题，对于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滋养智慧、从伟大延安精神和宝贵延安作风中汲取营养，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宝贵的时代价值。
记者：在您看来，“延安好作风”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
王纪刚：作风彰显党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从肩负的时代使命出发，响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鲜明特质。
由此出发，着力在全党培育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高扬革命理想，坚守信仰信念，厚植人民情怀，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同时，密切联系群众，坚守人民立场，“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注重“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扬民主作风，强调“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信奉“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体现了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勇于担当负责的优良作风。
在此基础上，坚信“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全党普遍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呈现优良的作风。“延安好作风”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记者：当年到过延安的人有很多，比如摄影师吴印咸，比如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比如美国记者斯诺，比如爱国华侨陈嘉庚。他们的背景、经历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感慨“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新鲜”“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年轻而热切，勇敢而活泼”，进而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延安，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王纪刚：一位曾在延安学习的学员总结，延安使他感受最深的：一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很浓，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二是“党风正，要求严”，党员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先锋模范作用突出”；三是党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为群众办实事”；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吴印咸更是直言“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感到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1944年，谢伟思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来到延安。他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
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一度“对国事忧虑悲观”。1940年4月，他带着探究的心情来到延安。考察、访问和交流之后，他感慨：“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作风是信仰，作风是形象，作风是旗帜。周恩来给拟回国参加抗战的人士回信：“惟本路军生活艰苦，无所谓报酬，所可获得者即精神之自由畅快与能力之尽量发挥也。”我想，这正是延安不同于其他很多地方的“魔力”之所在。这种“魔力”，代表着理想与信仰，代表着使命与担当，代表着宗旨与情怀，代表着精神与作风。
记者：书中多次提到延安《解放日报》，并以专门章节讲党报与党性。这一时期《解放日报》在“延安好作风”的提炼、报道和宣传上有哪些讲究？
王纪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报工作，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以最迅速最广泛的方式同群众见面”。《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承担“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的重要职责。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毛泽东还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使之真正体现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长篇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介绍吴满有多开荒、勤劳动、多打粮的先进事迹，并编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1942年9月7日，该报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介绍工业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赵占魁，称他为“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下乡调研中，了解到绥德县郝家桥村劳动模范刘玉厚的先进事迹后，称赞“这样的党员多了，我们党就更有办法了”。经《解放日报》报道后，刘玉厚的先进事迹很快在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
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对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的集中宣传与重点报道，有力促进形成了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劳动英雄、向劳动模范看齐的热潮，生动描绘了延安时期良好的社会风尚。毛泽东精辟指出：“工农兵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觉悟的主人，这是人民事业的胜利。”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梳理总结延安时期的好作风、好做法、好经验，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王纪刚：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带来了新的面貌、新的气象、新的作风。历史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阅读延安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认真感悟陕北“既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就有了鲜明的时代价值。
《延安好作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革命性锻造中百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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