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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我们日益置身于指数级变化的世界之中，而人工智能就是正在将人类推向深度智能化未来的引擎。在人工智能已经嵌入手机、装进汽车、准备安装在眼镜上甚至通过脑机接口与大脑连接的今天，人人都需要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它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人工智能发展的见证者和历史书写者帕梅拉·麦考黛克的回忆录《人工智能往事：精英、文化与思维》或许可以帮助解答这些疑惑、开启未来之思。
从话题、人物到思想，《人工智能往事：精英、文化与思维》既是回忆录，也是社会历史书和传记。书中不仅谈论了诸多人工智能巨匠和重要人物的思想与见解，还分享了作者与他们的过从和轶事，格外引人入胜。而麦考黛克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她与人工智能的独特缘分令其朋友圈几乎囊括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人物。
1960年前后，英国出生、美国长大的麦考黛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英国文学，曾协助后来被称为专家系统之父的爱德华·费根鲍姆等编撰人工智能教学参考书《计算机与思想》。1965年，费根鲍姆去斯坦福创立计算机系时，邀请她担任行政助理，其间结识的丈夫后来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创立者。从麦考黛克在书中大量引用的日记可见，步入人工智能风景的麦考黛克没有成为旁观者，而是认真记录和见证了人工智能的发生与发展，使其成为自己生命成长的一部分。
麦考黛克仿佛是人工智能神秘花园中咖啡厅的主人，她与人工智能人物之间的友谊和交锋对其人工智能史写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影响了她毕生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20世纪70年代初，麦考黛克在卡内基梅隆和斯坦福结识了赫伯特·西蒙、艾伦·纽厄尔、约翰·麦卡锡等人工智能先驱以及语音理解之父拉吉·雷迪等才华横溢的天才，她不期然地萌生了通过访谈书写人工智能早期历史的想法。费根鲍姆对此表示支持，并建议她不应深究技术分析，而应着力探究思想传承和人物个性。在费根鲍姆和其他人工智能人物的支持下，她与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也建立了联系。1979年，书中反复提及的《会思考的机器：对人工智能历史和前景的个人探究》出版，而书中篇幅最长的第二部分“脑”，就是对她由此参与人工智能早期叙事的回顾。之后，费根鲍姆邀请她合著《第五代》，该书反映了日本在并行计算上赶超美国的探索及其对世界的挑战，这一合作使两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加深。
或许是因为与人工智能人物的交往和沟通成就了麦考黛克，她强调这本书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机器的。在她看来，她讲的是自己成长的故事，更是那些不为各种攻击和嘲笑所动、敢于在智力上创新的人工智能探索者的传奇。出身人文学科的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早期人工智能，在与它的创始者长时间的交谈中，她早就被他们的热情和乐观深深打动。该书第一部分的标题为“两种文化”，作者的心路历程恰恰是从作为第一文化的人文文化走向作为第二文化的科学文化。最后一部分“为什么称之为光荣”要说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源于人作为一个物种对自我拯救的渴望，无论输赢，我们都必须将其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去追求。
因此，麦考黛克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历史和思想的记录者，毋宁说是人工智能创新的共情者。在她看来，针对人工智能的一系列质疑，诸如机器真的会像人类一样思考还是只是在假装思考，如果机器不像我们一样思考，那它们又如何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等，都是很无聊的问题。令她备受鼓舞的是，“在我有生之年，一个广阔而优雅的人工智能架构已经有了基础，而它的完成，将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而这个基础就是计算理性，即西蒙所主张的“智能不是来自展现它的体现媒介——无论是血肉之躯还是电子元件——而是来自系统元素之间的互动安排方式”。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几十年的发展使得智能不再是人类所独有的，而泰格马克的《生命3.0》中的生命智能观更可取。
与写作《会思考的机器》的初衷类似，作者反复提及其称之为对人类颅骨之外的智能的惧怕的希伯来式观点和乐观的希腊式观点的分野，并明确地支持后者。尽管在书中模糊地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滥用的担忧，作者显然更倾向于凯文·凯利式的人工智能创世论——“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定义人类。我们需要人工智能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这一主张对重建面向人工智能未来的新人文主义不无启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人工智能往事：精英、文化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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