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何以“游侠大兴”

审视秦汉游侠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游侠列传》，从此游侠在正史中有了一笔，秦汉乃至稍早的战国更作为游侠大兴的时代为世人所铭记。

今人看到“侠”这个字，容易受到清末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武侠文学的影响，将其视为身怀绝技、仗义执言、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江湖好汉。实则仔细辨别武侠文学中的人物，也不尽然都是正面形象，鸡鸣狗盗者有之，无恶不作者有之，亦正亦邪者有之，逍遥世外者亦有之。

审视秦汉游侠，也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看到的多数游侠，追求的终极目的未必是清朗的社会秩序，而只是符合其心意的社会秩序。我们熟悉的信陵君、孟尝君、荆轲等人，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左右诸侯乃至天下局势，试图给历史画一条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游侠身上的政治家气息更浓烈一些。他们彰显个性与扭转乾坤的场域并不在江湖，而在庙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可谓与古暗合。

司马迁看重游侠最主要的品质是舍己为人，愿意为了别人之难而舍弃自己的利益。《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的汉初大侠鲁朱家、楚田仲、剧孟等，大致属于此辈。他们因为广交朋友，故而极有号召力。当七国之乱爆发时，太尉周亚夫紧急赶往洛阳前线，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剧孟的支持。剧孟未必是战斗力出众的英雄，但一定是能够团结各方力量的领袖。战争是人的活动，谁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谁就越能掌握主动。

汉武帝时期，有一位大侠叫郑当时，字庄，《史记》中多用郑庄称之，并说他以“任侠自喜”。不上班的时候，他会在长安周边安排马匹，以接送朋友来和自己聚会，“夜以继日，至其明旦”。从这件事来看，郑庄有两个特质：其一是设立私家专车服务，其二是展现“上班族放假就发疯”的状态。这么一来，天下有名的人都知道郑庄好客，也愿意和他结交。

史书记载，郑庄真心待人，甚至将自己的财产都拿出来供养朋友。他随侍在汉武帝身边时，也常常称赞天下长者，帮助朝廷延揽人才。这样看，郑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过，读书不能只读表面，错杂着观察才有味道。

汉武帝时期，外戚窦婴、田蚡争宠，打官司打到了御前。汉武帝两边不好得罪，便召集群臣讨论是非曲直。郑庄开始认为魏其侯窦婴有道理，可后来又慑于武安侯田蚡的威势，不敢坚持己见。汉武帝痛斥道：平日里你天天在我身边说短论长，怎么今天公开发言却胆小如鼷？看来，郑庄的“任侠自喜”，恐怕更多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小打小闹罢了。

当年汉初剧孟敢于和皇权分庭抗礼，汉武帝后的大侠却只能唯皇权马首是瞻，究其原因在于汉初统治尚不稳固，关中、山东仍延续战国分立的局面，故而皇权不得不借重游侠。到汉武帝时期，天下一统，皇权大振。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防备的就是游侠。于是，游侠要么退居乡里为豪强，要么厕身朝堂为文学，或者就像郑庄一般做做小圈子里的大侠梦。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游侠越来越成为非主流的存在。放到东汉末期，同样可以观察到类似情况。

当时，洛阳朝堂上有一位贵公子：袁绍。他出身华贵，四世三公，加之相貌出众，故而在洛阳社交圈中是核心的人物，不仅士人多附，就连曹操也一度主动依附。

曹操的出身就差得多了。按照《三国志》的说法，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故而曹操勉强认汉初功臣曹参为祖宗。《曹瞒传》和《世语》则说曹操是夏侯氏之子，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可。

宦官家世和四世三公家世，放在东汉末讲究士人清誉的年代里，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所以，曹操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史书称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俨然是不走一条非主流的路就无路可走了。

“世人未之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什么名士和他交朋友，另一个就是曹操没有得到时人的品题。所谓品题，就是评价。当时士人交往都得有个评价，这样才能确定彼此是不是一类人以及在同一类人中的层次高低。

历史上，袁绍和曹操评价得来的情况很有意思。袁绍得到了中常侍赵忠的评价：“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曹操得到了桥玄和许劭的评价，前者称他为“命世之才”，后者说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袁绍和曹操居然都是从对方阵营中得到了源出负面批评的正面肯定，不能不让人称奇。这似乎也说明了一个规律：敌人更了解自己。

总而言之，游侠是一条不得已的出路。无论战国还是秦汉，能够平流进取者绝不会走上任侠之路。但反过来看，游侠又是一条人性之路。凡是不平有难之人，怀揣进取冒险之心者，又多多少少会沾染这种气息。它满足了一些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又提供了摆脱传统束缚的想象空间。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曲柄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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