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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大运河流淌千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
在徐则臣的记忆中,京杭大运河反映了城市的变迁,也体现了人文历史,他也讲述了关于大运河的文化记忆。本文摘自《流淌于时间之上:文化名家走读大运河》。
“自己不能拿主张”
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常识中,颇费思量的问题之一,大概是运河的流向。北京与杭州,一北一南,水是自北向南流,还是从南往北走? 照中国地势,北高南低,水理当由北向南;若按中国水资源分布,大水泱泱于南国,多者济寡,运河应该自南而北。事实上都不是。京杭大运河是条人工河,人工河跟自然河流的重大区别,就是以合为首要。
自然河流乃天作之河,它的生与长都听大自然的,源头在哪里,它就从哪里出发,目的地在何处,它最终就归附何处。从上游到下游,起承转合,生死奔赴。所以,就整体而言,它的流向只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自高及低。横贯中国东西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因为中国地势北高南低同时西高东低,它们的整体流向只能是自西向东。三江源雄踞高原,海拔四五千米,所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以飞流直下三千尺,唯见长江天际流;所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人生长恨水长东。
京杭大运河没法这么快意决绝,它没有源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水源。运河者,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也,借水方能行船。看人家脸色行事,那只能怎么便捷怎么来,所以它的流向取决于所借水源的方位,自己不能拿主张。水源在南,它的流向就是自南而北;水源居北,它的流向就是从北往南。由此,就京杭大运河整体而言,其流向既非从南向北,也非自北而南,而是忽焉南北,又忽焉北南,有时候东西两向也会变化,门前流水尚能西,在运河沿线真不是传说。
那么,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也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北运河,是从南往北流,还是从北向南流?
当年漕船过天津往北京行进,是最后一段的“北上”。元代定鼎大都,皇城居北,朝见自然是面“上”;地势也是“上”,燕山山脉拔地而起于北京之北,那的确是高地;就行船而言,也是“上”,逆水谓之上行。当年一众漕丁远远看见通州的燃灯塔,心下甚是欢喜,几个月风雨兼程的苦旅终于熬到头了,但手下和脚底却不敢放松半毫。运河水量堪忧,又是逆流,划船的、使帆的要憋足劲儿,岸上的纤夫也得绷紧绳——由此可知,大运河在北京和天津这一段,是自北向南而流。
如果自北京水路南下,那么北京的水源从哪里来?事实上,大运河并非到了北京边上的通州就算结束了,北京城内还有复杂水系。这些水又从哪里来?
千难万险费尽周章,漕船到了通州,的确相当不易。元初年,郭守敬领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规划运河山东段,开凿疏通河道,同时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如此一来,运河自杭州至通州,缩短了900公里。运河行船,顺顺当当一天也就30公里,900公里当然是个大数。关键是,时日迁延,河道废弛,天灾人祸频仍,隋唐运河北行越发步履维艰,郭守敬的规划疏通对北中国的运河就有了再生之意义。漕船帆涨满,至通州卸下漕粮,折身南返。
1293年之前,漕粮和沿着运河远道而来的货物都要先堆积在通州,一点点经由陆路运到京城。大都的居民过百万,做皇帝的、当大臣的、居后宫的、守城郭的、做大小生意和打杂的,吃穿用度所需不会少,还有宫殿要建、民房要修,砖瓦木料也靠运河从南方运过来,张家湾码头各类物资肯定积压如山。通州到大都25公里,车载马拉时代,这个路程不能算短,蚂蚁搬家一样往皇城里运,看着确实让人着急。忽必烈就烦了,再召郭守敬上殿,还得再想办法。
年逾六旬的郭守敬再次披挂上阵,这次他要打通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开凿从通州至大都积水潭的通惠河。这“最后一公里”是从整个京杭大运河来说的,若单从北京自身论,谓之“最初一公里”也说得通,因为这一段运河涉及整个北京城的水源。
最早使用“海拔”的概念
历史学家谈起北京过去的水资源,似乎普遍乐观。但无论哪个朝代、雨水有多丰沛,参照真正的水草丰美之地,北京都是个干旱之城。放在郭守敬时代,同样如此,所以我们的大科学家费尽心思去找通惠河的水源,直至找到白浮泉。
白浮泉作为源头的辉煌不过百年。元末,白浮堰和引水渠因疏于管理而湮废,后来明代修十三陵,担心白浮泉等陵地龙脉被截,就把白浮泉打入了“冷宫”,弃之不用。但当年郭守敬一众背负干粮和各种测绘工具,在多日田野调查之后见到白浮泉时,它的水势之丰沛想来是喜人的,否则郭守敬也不会断然决定:此源可引,此水可用。
郭守敬最早将“海拔”概念用于地理和测量学,早年在治理西夏黄河时,他已经利用海平面原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经验,比西方同类的大地测量早620年。
北京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让白浮泉水直奔东南大都当然最便捷,但有沙河、清河两河当道,而且河谷低下,一奔东南就被它们带跑了。羊入虎口当然不行,郭守敬拦河改道,筑起一道白浮堰,阻止白浮泉水流入东沙河。他要把白浮泉水往西引。往西是走高,不过这高是暂时的,经过测量,郭守敬发现白浮泉地势高出30公里外的西山山麓大约15米,有落差在,水自会寻找前路,往低处流。西引之后再往东南折。这一路他也有规划,沿途可以招兵买马,白浮泉只是个源头,是个引子,只此一泉是难堪大任的。《元一统志》载:“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诸水汇聚方可成事,它们一起流入瓮山泊,再“至西水门入都城”。这一路地势西高东低,引水渠东水西流,局部逆势而上,在不懂海拔概念的时人看来,那的确堪称神奇,所以当时有人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瓮山泊的水继续东流,汇入海子,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积水潭由此确保了水面汪洋。水源不断,从通州到积水潭的运河开凿成为可能。郭守敬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和水位落差,沿线有针对性地建设闸坝和斗门,及时解决了行船所需的水利条件。史料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但见积水潭上“舳舻敝(蔽)水”,龙颜大悦,赐名京杭大运河的这“最后一公里”为“通惠河”。至此,生产、生活和建筑的诸般所需都可以沿水路进入大都腹地。京杭大运河终成矣。
石头上开出的时光通道
通惠河的开凿在当年无疑是划时代的壮举,但沧海桑田,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大河也可以上升成道路。写长篇小说《北上》时,我曾请专家做向导,一路讲解通惠河。在通惠河通州起点处,我们沿着河边漫步,河水零落,的确难以想象当年帆樯接踵的繁华。绕过一座桥,走到对面的堤岸上,再往南,上了另外一条与通惠河平行的马路,专家指着脚下的大马路,然后抬起手指,一路指向前方,说:“这才是当年的通惠河。”我悚然一惊。不仅是因为通惠河平行北移如此之远,更是感叹千百年里曾有的沧桑巨变。置身那个时代,一切都平淡无奇,而时移世易,点滴的变化也会被时空放大,成为难以还原的惊天之变。
当然不变的也有,比如燃灯塔和张家湾的通运桥。在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一塔一桥堪称标志。当年的漕船沿河北上,远远看见燃灯塔,一颗心彻底放下来,这一趟天涯苦旅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今天迅速生长的楼群里,灰突突的燃灯塔身陷重围,再沿运河北上,你用高倍望远镜也很难发现它身在何处。但在漕运时代,它是整个通州的制高点。56米的燃灯塔始建于1500年前的北周,又称燃灯佛舍利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须弥座双束腰。作为当年通州古城的标志,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北周之后,燃灯塔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最近一次重修在1987年。不是燃灯塔变矮了,而是楼房畸形地更高了。漕运时代结束后,观看燃灯塔必须换一种方式,那就是走到它近前。围着塔基转几圈,抬头再看,我知道,此刻感受到的它的雄浑伟岸,跟700多年前郭守敬感受到的毫无二致。
沿空旷荒芜的运河河道继续南行,很快到张家湾的古城门。
从一条宽阔的巷子走出去,正对着通运桥和张家湾的老城门。青砖条石一码到顶,保存得相当完好。据说城门跟曹雪芹颇有些关系。一说曹家在张家湾开过两家当铺;另一说,曹雪芹曾在城门旁边的表亲家借居,总之他没少出入这城门。《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进北京,曹雪芹就让黛玉在张家湾上的岸。
因为横跨萧太后河,通运桥俗称萧太后桥。萧太后河在这个炎热的中午也十分地不景气,涓涓细流;河里的水草和苔藓是黑的,所以也辨不清穿过水草和苔藓的细流是不是黑的。萧太后是辽国的太后,听名字就知道此河来头甚大。可见宋辽之争时,这条河曾流淌在辽国的大地上。通运桥初建是木桥,明神宗时易木为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月告竣,赐名“通运”。清咸丰元年(1851年)稍事修葺,主体仍是万历时的“通运”。萧太后河开凿时目的明确,即运送兵粮,兵车过后,因为靠近北运河,自然成了货物转运的通道。
通运桥南北向,长十三丈,宽三丈,两边设青砂岩石栏,桥两边各有雕狮望柱二十二根。铺设桥面的大长条石,当是建桥时的原配。一块块花岗岩沉稳宽厚,在太阳下发着包浆的白光。每一块石条上都摞满深陷的车辙印,石头凹陷下一道道车轮宽的槽坑。木轮车年代,南来北往的车轮包裹了铁皮,在石头上来来回回碾压。先是一道白痕,一年过去,石头凹下一寸,再一年,又凹下一寸,如是反复。三百多年里,无数的车轮逐渐走在碾出的固定的槽印里,车辙于是越陷越深,生生在石头上开出一条条时光的通道,如同在大地上挖凿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
理解京杭大运河,通常会局限在运输功能上。没错,千里长河一旦开,南方的稻米即源源不断运抵京城。漕粮之外,海量的物资也沿这条黄金水道接踵而至,大大补给了北方的贫乏与荒疏,这是看得见的功能。还有看不见的,看不见往往更重要。比如政令的通达、国家意志的落实、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不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通等,都运行在这条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高速公路上。尽管这是后话,但要追溯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郭守敬。
郭守敬想必也不会预料到,他与一座城、一条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以一座纪念馆的形式被高举在积水潭边。这是一座城在致敬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一座城在致敬,而是整个国家在向他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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