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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前沿窗口，也是孕育革命与光明的摇篮。一大批有志青年从上海出发，远赴海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就学生人数、社会影响等而言，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个重要篇章。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
首先是留欧先驱的鼓动宣传与组织领导。
自清末出国留学成为潮流后，很多年轻学子便怀揣提升自我、救国救民的目的赴海外进修。但限于经费短绌，部分学子在学业之余还需到工厂或农场做工，以减轻经济压力。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欧洲留学时，都曾因经费不足而有过打工赚取学费的经历。
辛亥革命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他们认为赴欧留学是输入近代世界文明的捷径，并提出“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的口号，呼吁众多学子赴法俭学。
随着赴法留学浪潮逐渐扩展，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主导下，于法国又相继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还在上海、成都、广州、保定等地设立分会和留法预备学校，以法语启蒙和速成技校为重点，作为培养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基地。
其次是符合个人发展的内在追求。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成为近代青年学子深造的唯一出路。据统计，1915年时，全国中学仅有800多所，可容纳学生8.7万人；师范、职业学校300多所，可容纳学生3.7万人；大学仅有10所，只可容纳4000人。当时，全国中学毕业生能升学的不及1/10，小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不及1/20。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出国留学成为青年学子为数不多的出路。
再次是因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各种新式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团主义等，激发了青年学子远赴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倡以“工”为手段、以“学”为目的的留学方式，恰好符合当时很多受工读主义影响而又渴望留学的青年学子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
一方面，他们渴求习得精深的专业知识，以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救国理想；另一方面，这样的方式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拮据或求学无门的窘况。同时，法国有着悠久的民主革命历史，绅民阶级和宗教神权相对较弱，且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欧洲皆属一流，故成为众多青年学子的首选之地。
此外，法国劳动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青壮年男丁大多应征入伍。战后统计显示，仅成年男性就死亡100多万人。法国国内人口女多男少、劳动力严重缺乏，急需招募外籍劳工。这就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进而使得中国大批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成为可能。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寄回国的明信片。
在上述背景、因素的共同促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于1919年勃兴、发酵。1919年3月17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计89人由上海乘船赴欧，并于5月10日顺利抵达法国马赛。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先后有21批中国留学生乘船赴法勤工俭学，共计1900人左右，从上海出发的有1600多人。
研究显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留学生输出最多的三个省份为四川（472人）、湖南（356人）、广东（251人）， 占到赴法勤工俭学总人数的近60%。在有统计的1235名留法学生中，15岁以下27人，16岁至20岁约500人，21岁至25岁约600人，26岁至30岁约100人，30岁以上约7人。其中，还有一些女青年如向警予、蔡畅等人，共计40余人。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后共约2年8个月，至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法国政府遣返回国为止。这场运动通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寒门子弟出国求学的新途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鼓励和支持。
当时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乘船出发。每逢其他地方赴法学生来沪，上海各界都会举行欢迎会或者送别会。留学生登轮起航时，码头上“一时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颇为壮观。东西南北、中西土洋的各种元素混合在一起，让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平添了许多忙碌和拥挤，也透露出几丝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行程，通常由黄浦江码头起航，经由香港、新加坡、科伦坡等沿岸港口，经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辗转至马赛或巴黎，全程40余天。绝大多数学生因为经费不足，只能乘坐四等舱，也就是货舱，环境非常恶劣，条件异常艰苦，甚至有些体弱者在半道中途就不幸病逝。
赴法勤工俭学者一到法国，首先会根据实际情况入校学习或入厂劳动：入校学习主要是指进入法国中学学习法语，少数有法语基础和中学学历者可直接进入大专院校学习；入厂劳动者主要通过劳动积攒学费，同时在工厂学习法语。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除了学习、做工之外，还积极从事社会政治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宣布停止对留学生的经济补助。2月，留法学生于绝望无助的情况下，在蔡和森、李维汉等人组织下，汇聚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提出由中国政府补助留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补助4年的要求，但遭到拒绝。留学生被法国警方强行驱逐，运动以失败告终。
1921年6月，北洋政府为了讨好法国，提出由中法签订协议，以中国的烟酒税和购买实业材料等为担保，允许法国在中国发行国库证券3亿法郎，并将这些款项存入中法实业银行，以此挽救该行免于倒闭。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下，勤工俭学学生发起反对借款斗争，最终迫使中国驻法使馆公开表示不会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这次运动的胜利，初步展现了留学生团结斗争的能量。
1921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又开展了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原是由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由国内各界资助，在里昂一兵营处创办的海外中国大学。在最初计划中，该校是免费对中国留学生开放的。但到学校正式开学时，吴稚晖等人却宣布只允许从国内招收的一批官绅子弟入学，大批在法勤工俭学学生无资格入校。
9月21日，在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等人的发动组织下，全法各地的学生代表汇聚里昂，组成125人的先发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提出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诉求。但校方无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诉求，叫来大批法国军警把校园包围、将学生拘捕。最终，法国警方将拘捕学生中的104人强行押上轮船遣返回国。
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发动、参与的上述社会政治运动，一方面是留学生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逐渐成熟的一个训练过程。
不可否认，在赴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些是为了混个海外文凭，以求归国找份体面职业，但更多的人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满腔热情而来的。这里面就有一部分原本在国内已参加进步青年团体或接受进步思想者，如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聂荣臻等人。他们到法国后，在勤工苦读的同时认真思考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进一步关注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逐渐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
如蔡和森，他早在国内与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时，就已经开始思考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问题。到法国勤工俭学后，他自学法语，密切关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动态，阅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并通过比较考察，最终确定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旅欧青年中最早完成世界观转变的马克思主义者。
又如李维汉，一开始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在听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革命的演讲后，通过与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辩论，慢慢接受马列主义，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研究显示，1924年，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已有250名。他们接受或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途径或许有所不同，但一经确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除了领导、参与前述社会政治运动外，还成立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包括赵世炎、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邓小平等。
总之，大批有志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上海，再从上海出发远赴欧洲求学的过程，也是他们从上海走向世界、探索世界的过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