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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在收集、梳理一百年来温州文艺的发展历程时，惊奇地发现，一大批温籍文化名人的事业都在上海起步。他们的一生，不仅与上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还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上海的时光里。
比如温籍诗人、翻译家赵瑞蕻，1935年夏天到上海求学，热血澎湃，频繁地参加革命活动，与同学一起写进步文章，秘密出版刊物《中国青年行进》，还送给鲁迅先生两期，当面请教于他。又如温籍诗人莫洛，1936年元旦过后也去上海读书，参加革命活动，开始文学创作。
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温籍诗人、翻译家、剧作家唐湜，1946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借读时，结识了李健吾、臧克家、陈敬容和曹辛之。此后两年里，唐湜参与臧克家领衔发起创办的《诗创造》编辑，并与诗友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等一起创办、编辑《中国新诗》，遭遇过惊心动魄，也收获了许多富有理想色彩的美好和温馨。1948年，唐湜在上海结识了巴金，并由巴金、李健吾介绍，加入中华全国文学文艺工作者协会。1951年年底，唐湜接受巴金邀请，到上海文协外国文学组工作，翻译苏联短篇小说。唐湜对上海情有独钟，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
20世纪30年代，一些爱好美术的温州青年不约而同地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其中有林夫、野夫、张明曹。他们在上海参与社会活动，与鲁迅有过亲密交往，并在鲁迅的影响和指导下成长为中国第一代木刻家，也是温州地区木刻艺术的播种者。
比他们更早去上海的，还有作为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的温籍作家郑振铎、学贯中西的学者作家朱维之、著名画家马孟容和马公愚等，两位马氏昆仲在上海被誉为“海上艺苑的双子星座”，可见其影响之大。而温籍进步青年胡景瑊、郑嘉治等，在上海成立野火读书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立关系，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那时的温州，还是浙南的一座小城，依山傍海，是一个既封闭又敞阔的地方。一批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温州年轻人，纷纷把目光投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多元并存的上海“海派”文化光彩四射，备受瞩目。一批批温州青年怀着莫名的向往，乘坐海轮，陆续来到上海，寻求真理，寻找出路。
当时的上海社会动荡、贫富不均、新旧交替，也让温州青年看到不公和不平、黑暗和残酷，这使他们的革命思想更加坚定，人生方向更加明确。
每个温州人去上海，都有自己的理由。
许多年来，温州总是有大量的文艺家心向上海，如1953年5月，温籍作家郑伯永到上海的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有着革命战争生活经验的专业党员作家。在上海的当代温籍文艺家还有演员、作家黄宗英，作家叶永烈，画家林曦明，雕塑家曾成钢等，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温州风味，也反映上海的城市风貌与日常生活。人和城市，相辅相成、彼此依存。温州是他们文艺的根，上海是他们灵魂的巢。许多温籍文艺家称，上海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上海，城市建设从“大拆大建”到“精细绣花”，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温州，在40多年时间里也进行了现代化城市更新，温州人在家乡的发展和繁荣中增添获得感、幸福感。
这几年，温州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时，与上海的关系更密切了，距离更接近了。去年夏天，温州启动了“戏从温州来”南戏经典系列活动，第一站就选择上海。带有温州地方特色的瓯剧《杀狗记》、永昆《张协状元》和越剧《荆钗记》等登陆上海戏曲舞台，向上海观众展现南戏故里的时代戏韵。
上海有前沿的市场、技术和资讯，为温州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足以支撑起那些具有雄心抱负者的梦想。此时此刻，许多温州学子正在上海深造；许多温州文艺工作者在上海专心于文艺事业；许多温州企业家在上海链接高端科创资源，“跳出温州、发展温州”，促进温州产业转型升级；许多温州人到上海置业安家，成了新上海人，留下生命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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