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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晚号慎娱居士，晚明嘉定人，诗文书画印刻兼善，为“嘉定四先生”之翘楚，又与程嘉燧、王时敏等合称“画中九友”，有《檀园集》等传世，其课徒山水画稿收入清代李渔所编《芥子园画传》。
「蹭蹬举业」
李流芳“风流儒雅”“澹荡于荣利”，是较为典型的晚明江南性情文人。他自称“余性不喜举业之文，而时时代以书画”，又谓“人生天地间，所贵适志耳”。然而，如此追求个体自适与个性自由的人，却也曾羁牵于科举达三十一载之久。
一开始，李流芳的科举之路还算顺畅。17岁那年，他被嘉定县学录为生员。但接下来，这条“由南而北”的应举之途着实不好走。直到32岁时，才举于南京。
此后，他又在举子业上蹭蹬了16年。连续四次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却一无所获。万历四十七年，他再次赴试北行，行至濠梁因病弃考而返，在“历落嵚崎三十年，宁教人笑不教怜”的行吟中喟叹身心交瘁与无奈。
嘉定博物馆藏书法碑：李流芳法帖真迹（局部）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才气宏放，不可绁羁”之士长年不第，却又长年坚持呢？这恐怕要从晚明嘉定的地域社会和李流芳的家世说起。
明代中期以来，时属南直隶苏州府的嘉定县虽偏安海隅、受倭寇侵扰，却伴随徽商不断进入，棉花和棉布业逐渐发达。特别是李流芳所在的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
随着工商百业发展，嘉定文教日兴，科甲亦盛。宋代，该地出进士12人；元时无进士；从明永乐二年到崇祯十六年，出进士103人、举人204人、贡生205人。史书记载，嘉靖年间，归有光至嘉定安亭讲学，“四方来学者常数百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商贾流动、文风蔚起的地域社会背景下，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从歙县徙居南翔，继而开创了一门两代三进士的盛况——
李文邦之子、李流芳伯父李汝节师从归有光，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以登州同知致仕；李汝节长子、李流芳堂兄李先芳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任刑科给事中、四川参议等；李流芳同父异母兄李名芳为万历二十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史书记载，“李氏由新安来甫百年，而门第子孙之盛几甲于吴中”。李流芳自小就生活于这一科第方盛、仕宦相承的诗书簪缨之家，浸浴着恭谦厚重的家风，感沐着前辈父兄的荣光。
嘉定博物馆藏李流芳山水册页
可是，猝不及防的家族变故似乎颠覆了所有的一切。李名芳、李先芳的过早离世，让李氏家族迅速陷入了困顿：“先卖几头子石研，不爱墨花绣涩春云流。次卖商尊父丁篆，不爱宝色剥落夔龙虬。次卖西山梅花二十亩，不爱春湖草阁临青浮。最后卖却山雨之飞楼，不爱松风梧月芙蓉秋。”
为了摆脱窘境，李流芳只好靠润笔改善生计，甚至于打算变卖家当。然而，这些举措并非长远之计。为尽快重振家业，光复门第的责任便落在了才气俊发的李流芳身上。
天启二年，48岁的李流芳抵达京郊之时听到辽东战事节节败退的消息，一时间对功名愈加心灰意冷，终于弃绝了仕进之心。返归途中，他一气呵成写下《南归诗》十九首，道尽了多年的辛酸悲苦与自我救赎。
「会友谈艺」
在科举之外，李流芳更多是栖居园林、交游吴越，以诗文书画自遣。绝意仕进之后，他挥毫吟咏不辍，成就了在文坛、艺苑的瞩目成就。
万历三十三年，李流芳在南翔北市规划卜筑檀园。园内“水木清华，市嚣不至，一树一石”，不单为读书休憩之地，也是晤友会朋、宴饮雅会的重要场所，“琴书萧闲，香茗郁烈，客过之者，恍如身在图画中”。
李流芳的不少雅集酬酢诗作就出乎此间。如《元夕雨邀里中诸君小饮檀园灯下次伯氏韵》云：“花边楼阁月边廊，更爱繁灯照夜光。雨气无端先客到，檐声应为和歌长。城头结绮人俱散，村里迎神鼓不忙。且尽一杯酬令节，泥深门外亦何妨。”尽管天色已晚、雨长泥深，却没有影响到诸君畅饮于檀园花间、元日灯下的高涨心绪。
李流芳诗歌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性情为旨归。诚如陈寅恪所评，其“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当时，诗坛最为流行的是公安派、竟陵派的诗风。李流芳却能容与其间，绝去公安之滑易、竟陵之幽僻。
对此，施蛰存论述：明代最后一个诗派是由被称为“嘉定四先生”的唐时升、程嘉燧、娄坚及李流芳所建立的，“其所以异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其所以别于钟谭者，在反对求字句之新异；而大旨则以‘自然地表现真性情’为归”，即所谓“贵在识真”也。
故宫博物馆藏沈韶三人像轴，拿如意者为李流芳，坐者为唐时升，居画面左侧者为程嘉燧。
李流芳一生善交好游，不仅居檀园以宴宾客，还时常与友人放旷、流连于山水之间。他尤其倾心于杭州西湖的美景，“中岁于西湖尤数”，并感言：“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饮食寝兴其中而朝夕不厌者，无过西湖矣。余二十年来，无岁不至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
在六桥两山间，李流芳结交了不少朋辈，有官宦文人、名士高隐、缁流黄冠，也不乏船工、女郎一类的寻常人。他还经常依托于当时活跃在西子湖畔的文人社团“小筑社”开展交游活动，以诗文书画为媒介，会友谈艺，酬唱往还。
他的大量艺文作品借各色友人的推赏、收藏、传播而流披百世，他那堪称晚明小品文奇葩的《西湖卧游册跋语》也是在这样一种契机下应然问世的。正如张岱所言，“（流芳）一年强半寄迹西湖，凡见湖中朝暾夕照、云气变幻，尽收入笔端；题跋数语，澹远灵隽，字字皆香”。
世人多谓李流芳诗名、文名为画名所掩，但就其在晚明江南画坛上的成就及后世影响而言，确乎鲜有能匹者。他的画作以山水擅长，写生亦有别趣，竹石花卉之类无所不备，风格可谓逸气飞动、笔墨淋漓。早年间，或许是因为场屋之困，李流芳之作稍嫌拘谨；绝意进取后，晚岁于绘事尤勤，则笔益放旷，渐臻妙境。
天津博物馆藏李流芳疏树孤亭轴
李流芳既深解绘事，又深谙画理。他的论画同样以性情为根底，认为“凡山水皆不可画，然皆不可不画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在他看来，山水画之于真山水的存在意义在于提炼扬弃，化为心象，存其恍惚，“放出山林本色”，而非摄录似的成为山水本身。他主张，取鉴前人并非最终目的。通过学古、师古陶铸自我风格，才是旨归所在。
不同于宋元明间许多文人在理解“诗画一律”时多关切诗歌与绘画俱追求超越形似的共通性，他更强调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与作为时间艺术的诗歌在表现功能上各有其长短、各有其独立性，故“诗中意有可画者，有必不可画者”。
作为晚明文士，李流芳仰承嘉定古学传统，非但“文章书画，绚烂海内”，论其人品修为亦几无贬责、存疑者，堪称“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