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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是否需要自主创新？它的自主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又应向何处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封凯栋新著《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以下简称《潮起》），是近期国内经管领域受人关注的书籍之一。它用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语言阐释和解答了以上问题。
作者参与相关政策研究报告
曾引发“自主创新”大讨论
《潮起》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自主创新能力构建过程的历史透视，它回顾了我国汽车和通信产业代表性企业的奋斗历程，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展望我国应如何通过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完成创新体系的转变。该书告诉读者，正是战略层面的坚定信念，推动这些企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而不是坐等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在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企业坚持紧贴市场需求，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直接面对市场和研发实践的一线，在秉持高度开放的技术策略的同时，又坚持在技术合作中牢牢掌握组织主导权，从而使自主创新能力成功地从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中生长出来。
作者参与了2004年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报告的写作，该报告在当时引发了关于“自主创新”的大讨论，最终促成我国发展政策范式的转变。此后，作者在20年间持续关注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成长；书中很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是作者访谈500多人次的企业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第一手资料。自2023年8月出版以来，《潮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尤其得到了大量产业实践者的好评。
对“创新的本质”做生动呈现
对现实问题做深入剖析
作为一名创新政策研究者，笔者读完这部描写中国创新型企业诞生过程的史诗著作后，在内心深处引发了强烈共鸣。
一是这本书将我们理论讨论中关于“创新的本质”做了生动的呈现：创新是创新者在信息或资源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就需做出决策并坚持积累的事物，它在本质上是高度战略性的。高水平的管理手段和激励措施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们同样也是由创新过程持续塑造的。为此，我们理应向那些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的企业家和工程师群体致以崇高敬意，他们参与创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二是这本书对现实问题做了深入剖析，所论及的创新的“组织性”等主题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对于我们现阶段的政策讨论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值得学界和政策界同行深入讨论。
比如，“市场换技术”为何没有换来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抓住国际局势变化和全球化的机遇，实行了“市场换技术”战略，即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市场换技术”的决策者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双重目标，即扩大我国的生产能力，同时利用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机会增强自己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的认识并不深入，外方通过一系列手段（例如将中方工程技术人员调离研发岗位，使其没有机会参与技术开发工作，或者提供不完全的产品图纸控制技术信息），限制合资企业形成面向创新的组织整合和长期资源投入。因为跨国公司不是出于“促进后发国家与地区技术能力进步”的美好愿望来投资的，它们不愿在本领域培养出具有相当技术能力的竞争对手，所以只给中国提供过时的技术和生产线。大批中国骨干企业因此丧失独立开发产品的信心和能力，沦为外资的“生产加工和组装基地”，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不断加深，从而背离了获取技术能力的战略初衷。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制造业被国际评论家们认为是“脆弱的、缺乏技术竞争力的”体系。这段史实也是对一些发达国家指责我国“强迫合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有力回击。
再如，自主创新企业何以成功？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后发国家的技术基础薄弱，在技术创新领域没有比较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从事自己更擅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福利改善”。我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确实遵循这种发展模式。然而仅仅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增加值，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工业国家的总和，被西方国家看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前沿技术的挑战者。那么这2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书提出，在主流的“市场换技术”企业之外，一些没有被国家政策眷顾的企业从边缘地带艰难起步，它们四处招募工程技术人员、构建自己的产品平台，形成一套技术学习体系，从逆向工程到正向开发，建立自主品牌和产业链，从而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自强不息”的精神写照：在宏观上体现为中国在政治经济体系中已经形成的强烈自主意识，对“市场换技术”未能促进本土工业技术能力的不满；在微观层面，则反映了大批工程师、科研人员和企业家敢于打破当时的制度约束，在试错中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构建“组织技术学习系统”
“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决策”
具体来说，自主创新企业成功的核心在于通过明确的长期战略承诺来动员组织，持续投资于企业的技术能力建设，构建了一套高效的“组织技术学习系统”，并在创新过程中将部分决策权下移到真正从事开发任务的工程师团队，“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决策”，从而使其能有效利用国内外各种技术资源，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组织整合来构建企业内生的技术能力。
正是这些创新型企业的崛起，成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它们不但改变了原来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轨迹，使跨国公司为了赢得市场竞争，不得不在中国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而且引发了2004—2005年关于“自主创新”的大讨论，并最终推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正是在早期创新型企业的鼓舞下，后来的企业汲取了自主创新的基因和动力，一代又一代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终于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坚力量。
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
要建立从外部学习的机制
在全球化高涨的21世纪初，对于中国是否要违背“比较优势”实行“自主创新”，曾经引发了激烈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政策取向。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似乎让国家之间的界线消失。很多人信奉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技术也是普通商品，可以通过市场和贸易途径获得，试图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寄托于没有自主创新的“国际合作”。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特殊性。除了发达国家不愿转让因素外，还因为创新能力包含很多隐性知识，需要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才能不断提升。然而有一些学者将自主创新误解为“闭门造车”。事实上，自主创新绝不是“封闭式创新”，书中列举的创新型企业，都建立了从外部学习的机制，注重与国内外的各类创新主体合作，甚至主动发起国际合作项目。但是与那些“市场换技术”企业相比，它们更注重把外部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主动创新，而不是被动接受外部技术，这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涵。
在当代社会，科技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了一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即使是信奉市场力量的西方国家，也无法放任核心技术按照“市场规则”自由发展，更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对其形成挑战。特别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也频繁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国家介入创新活动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本书也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之所以被“卡脖子”，就是因为在过去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对“组织化的技术学习系统”认识不深刻，一刀切的市场化转制破坏了行业技术学习的基础，削弱了行业技术能力。作者从“组织再造”视角分析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特征与价值，对中国未来的创新系统建设提出了理论思考。
当市场存在各种可选“捷径”
更需要战略定力和组织凝聚力
本书没有使用高深的理论和晦涩的术语，理论框架也浅显易懂，就是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适合广大社会公众阅读。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创新理论中的常识，却不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教科书中的主流经济学缺乏对企业运作模式的深入剖析，导致无法辨析“技术换市场”和“自主创新”两种企业和产业运作模式的根本差异。即使是创新领域的很多学者，也是从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等简单的量化指标研究创新，忽视了企业内部的能力建设过程和不同企业的差异化行为。本书告诉我们，创新的规律是简单的，它依托于人们在相关领域实践经验的积累。但如何在组织上、资源配置上保证对创新行为的长期支持则是复杂的，它不仅需要人们形成并长期保持战略共识，还需要人们接受将资源配置到直接回应市场和研发问题的部门去，需要在内外压力下长期坚持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做法。尤其是当市场上存在各种可选的“捷径”时，这种坚守对于企业、产业和国家在战略定力、组织凝聚力和文化价值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卡脖子”问题，同样要面对在产业层面或国家层面上塑造创新型“组织”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逻辑，通过国家力量构建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机制，将资源投放到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中，塑造出“有组织的”、既协作又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因此，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创新实现追赶，不仅是一个创新理论的经典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中国的创新发展实践为重新思考发展理论和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案例和难得机遇。无论对于中国学者还是实践者，都需要我们践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创新发展政策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 眭纪刚）
《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封凯栋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