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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的诗集《变形》十月即将推出法语版本，并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面世。《变形》中的60余首诗歌作品，不仅揭示了人性的深度，亦包含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广度，也成为中法交流的一种方式。
就此诗集在法国的出版，赵丽宏与法国汉学家、哲学家索尼娅·布雷斯勒进行了对谈，对诗歌当下的可能性和未来的敞开性进行了真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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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
索尼娅：您的诗集名为《变形》，这个标题唤起了一种持续的转变，能否谈谈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赵丽宏：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视野中，世界变化的形态也许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周围事物发生的变化极其敏感，也有人视而不见。世界的变化，其实也是人的变化、人的观念的变化，人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判断、对未来的憧憬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变化。
我的很多诗作，都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描述，也许非常主观，是一孔之见，是有别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觉，但对描述者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恒定不变的事物，但这些不变，大多是精神的产物，譬如心中的某些执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不管周围的现实如何喧嚣，保持心绪的宁静、坚守自己的目标、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虚伪、不媚俗。我曾经用“礁石”作为自己在网上的笔名，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经受汹涌的海浪永无休止地冲击，但它永远以不变的姿态屹立着。但浪中的礁石其实也在变，海浪的冲击和腐蚀，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迹，那是在远处无法看清的累累伤痕。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索尼娅：本诗集中许多诗歌探讨了记忆、时间和变形等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反映在您的个人生活体验中？
赵丽宏：记忆这个词，涵盖了过往的所有时光和经历。不管是清晰的往事还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轰轰烈烈的事件还是幽光闪烁的瞬间，都是记忆。我的大多数诗作，都和记忆有关，在我的诗中，它们展现的也许是一段往事，一个人物，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一段音乐，一件器物，一丝微笑，一滴眼泪……在沉思时，在旅途中，在梦境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叩响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门，给我写诗的灵感。而所有这一切与记忆有关的诗句，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时间。时间笼罩着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也许还有另一个主题——变形。记忆中的景象，经过时间的酝酿，重现在诗句中时，已经面目全非。
■ 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
索尼娅：在诗集《变形》中，诗歌《此生》讨论了痛苦与快乐、斗争与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这种二元性在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赵丽宏：《此生》这首诗，其实是对人生的反思、对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诗作，都是在作这样的反思。回溯生命的过来之路，有迷惘忧伤、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悦和欢乐的笑声。那些不同的情绪，在生命中不时交替，也经常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状态中的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它们之间冲突纠缠，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每一个人，让你沉迷，让你困惑，让你惊恐，让你忍不住回头寻找自己的脚印，也不断审视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时自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娅：在《平衡》这首诗中，您探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这种张力如何影响您的诗歌创作？
赵丽宏：你把这首诗的题目翻译为《平衡》，中文原诗的题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种测试轻重平衡的仪器，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意象。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平衡。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只是一些我们希望抵达的瞬间。而不平衡，却是生活的常态。在诗中，我让自己站在一台天平仪的中心，试图以自己的移动来控制天平两边的平衡，而天平的两边，不是具体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两个无法触摸的抽象概念：过去和未来。使自己成为平衡支点的想法，当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样移动位置，也无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去和未来，每个瞬间都改变着它们的位置，时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运转也自有其规律，在失衡的天地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态度。正如“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娅：《我的沉默》这首诗似乎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沉默对您作为诗人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赵丽宏：沉默是什么？是无声，是哑口无言，还是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和能力？一个思想者，一个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变成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没了声音，那意味着死亡。你说我的这首短短的诗“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谢谢你的理解！中国人有一句谚语：沉默是金。含义其实很复杂，它的意思并非简单地赞美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高洁的智者。当人声喧嚷，人人都争着发声、争着表态、争着表现自己的聪明或高尚的时候，你静默的姿态，你隐忍不发的态度，表达的是你的独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实有声音，这声音，也许振聋发聩。我的不少诗，其实是在沉默中写的，在赞美这种沉默的态度时，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但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索尼娅：在《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您借助哲学人物探讨了存在问题。您如何看待哲学？哲学又如何影响您的诗歌？
赵丽宏：《在天堂门口》是这本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三百多行，集叙事、幻想、抒情和议论于一体。诗中出现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庄子、孔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们相聚在天堂门口，却无法进入。因为，天堂门口藏着无形的斯芬克斯，这一群伟大的哲人，都无法回答来自天堂门内的提问。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个寓言，也是我对人类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一种看法。我在诗中和每一位哲人对话，但都是浮光掠影，无法真正进入他们的思想之海，无法窥清他们真实的灵魂。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们一生都在追寻的道路上，没有一位能抵达终极的目标。他们的追寻和表达，营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哲学花园，引人入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幽深的花园里找到自己欣赏的花草，但没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称：我就是美的终极，我就是真理的尽头。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创造和表达，其实都处在一个寻求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以抵达终极之点。无数这样寻求的过程，汇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让芸芸众生在其中游览、观赏、沉思、感悟、惊叹。我想，哲学对我的诗歌的影响，在我的每一首诗中。
■ 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
索尼娅：在《母亲的书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亲。母亲这一形象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和诗歌道路？
赵丽宏：我在诗中写到母亲，这是生活中真实的感受。母亲爱我，关心我，我曾经认为母亲不会关注我的创作，不会读我写的书，因为她从不主动说。多年前，当我发现，在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她自制的书架，书架上放的，都是我写的书。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书最完整的书架。对母亲的关爱，我无法用文字完整地表达。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母爱，我有这样的母亲，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岁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要第一个送给我的母亲。我不会在每一首诗中写到母亲，但母亲的关注和爱，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励，成为我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母亲的书架》是一首纪实的诗，这样的情景，人间稀罕，只需要用朴素的文字写出来，母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深情就饱含其中了。写这首诗时，我母亲98岁。今年1月，103岁的母亲与世长辞，我想念她！我会为母亲写一本书，不是诗集，但书中一定有我和母亲共同完成的诗篇。
索尼娅：本诗集以非常哲学性和沉思性的基调结束。您如何看待您未来诗歌的演变？您希望通过写作探索哪些新的领域？
赵丽宏：诗歌中有哲学，有思辨，有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和思考。但哲学家的结论，不应该出现在诗人的文字中。中国古代的诗人，也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中国的古诗，在唐代是一个高峰，唐诗的境界千姿百态，以风情神韵见长。到宋代，诗人追求以理入诗，曾被后人诟病。这样的争论，各执其词，其实并无胜者。诗歌和哲学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结合和关联，我在长诗《在天堂门口》有所表达，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见。未来的诗歌会有怎样的演变，我无法预言，我大概不会改弦更张，也不会标新立异，还会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
《变形》，赵丽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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