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诈骗困扰“柬埔寨”：洪玛耐再喊话“收拾”西港

不过柬埔寨此次推出的投诉书模板，虽属操作层面，但其背后所释放出的信号远不止于形式。长期以来，柬埔寨针对网络诈骗的举报渠道呈现多样化态势：

国家警察总署官网设有举报入口，支持柬文与英文；各地警局通过Facebook接收举报与线索；内政部甚至提供了微信举报通道（微信号FACEBOOKTEAM，头像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苏速卡），同时协助解救困境人员。

而此次警署和旅游警察局同步推出模板，统一举报内容结构、明确所需证据清单，并提供中英柬三语版本，实则是对现有举报体系的一次整合与重构。外籍人士的纳入，亦说明政府开始正视跨国诈骗的复杂性与现实影响：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机制层级的提升，意味着举报不再停留在零散个体自发行动，而是进入规范化、可追溯的流程管理轨道。

不过，此次投诉模板的出台，从立法、执法到政治层面的合力打击三方面来看，柬埔寨政府正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部署：司法部已提出将网络诈骗纳入《刑法》，并推动相关法案的制定与实施；2年前内政部加速推进《网络犯罪法》立法进程，拟建立更严密的法律框架；洪玛耐首相亲自挂帅，成立“打击电诈委员会”，紧接着不到20天就在蒙多基里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扫荡行动，短时间内抓获258名涉案人员。

以上举措构成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网络诈骗已经从“社会问题”上升为“国家问题”，政府不再容忍其蔓延，也不再依赖单点执法，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与多部门联动推动系统性治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那些所谓的“盘总”而言，过去靠隐蔽园区、关系网络规避执法的老路，在“国家队”主导之下，迟早会被逐渐被瓦解。

但这背后却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何此时动手？答案或许应该是柬埔寨国内治理需要，也与外部舆论及外交压力密切相关。

过去五年，《高棉时报》等本地主流媒体多次报道柬埔寨在“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质疑。尤其是针对外籍人员的非法拘禁与强迫劳动问题，引发西方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持续批评。

这不仅影响到柬埔寨的国家形象，更对其旅游业、外国投资、劳务交流造成实质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亟需通过实际行动重塑外界信任。

推出标准化模板、建立多语种举报通道，正是向国际社会传递治理意愿的直接回应。扩大举报主体、畅通信息渠道，本质上是打破信息壁垒，为跨国合作与国际联动提供技术与制度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执法需要，也是柬埔寨寻求外交转圜、重构国家信用的关键步骤。

不过，尽管制度化进程已开启，但依然还存在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一方面，举报后的行动效率仍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有时候受害人被迫等待很长时间甚至遭遇更严重困境，特别是在涉及电诈园区的部分案件中，由于复杂利益结构，执法机关往往需要调动更高层级资源才能介入。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提前转移”等问题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地方执法的配合度、执行力乃至清廉程度，也会直接影响举报机制的成效：因此柬埔寨打击电诈的真正挑战，不仅在于发现问题，更在于能否及时突破既有阻力，完成从举报到侦查再到处罚的闭环流程。

因此，当前的举报机制不仅在搜集证据，更在形成一套完整的数据归档与追踪体系：从这方面来看每一份举报资料都可能成为未来清查的证据节点，每一个可疑线索都有可能进入跨部门协同系统。

就在3月25日，洪玛耐首相在西港波礼努县出席教育基础设施落成典礼时强调，2025年必须全力改善西港治安秩序，将西港打造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也就是说，洪玛耐再次表态要彻底整顿西港。

即便一时未被打击，那些仍活跃在网络、园区甚至境外的“盘总”，也已在多个维度上被“标注”：例如举报资料中出现其身份、账号或转账记录；与被解救人员的证词形成交叉验证；与先前行动中的其他案件形成事实关联。

这些信息将成为后续执法的基础，也意味着逃避并不代表安全，时间上的延迟也并不等于宽恕。

也就是说，“国家队”的正式介入，意味着制度化反诈机制将逐步取代以往的临时性、突击式清查；而那些试图继续操控诈骗产业链的幕后人物，也正被纳入视野以待事后逐一清算。

因此，只要还活跃在柬埔寨境内，或者留下了数字痕迹、受害人证词、资金转移线索，就意味着“盘总们”的风险等级不断升高。最终，他们必将为所作所为承担代价：国家意志已定，制度通道已开，群众参与已成，而“盘总们”的逃亡路线，正被逐步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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