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备足“粮草”，到上海直接排版

《解放日报》2024年5月28日特刊版面。

1949年4月22日晚上11时许，“哒哒哒”的马蹄声忽然从丹阳县立师范学校北面传来。正在参与护校的15岁学生韩家驹往窗外一看，心头一震，立刻大喊：“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

全校师生蜂拥而出，有几个男生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只见解放军战士精神抖擞、整整齐齐地扛着枪，有的牵着马匹，从师生们面前走过。“看到我们深夜站在校门口欢迎他们，他们也侧身向我们招手或点头致意，此情此景至今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耄耋之年的韩家驹激动地向寻访报道小组表示。

1949年4月23日，丹阳全境解放。此后，解放大军、南下的新闻大队等进驻丹阳整训，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作思想、组织、物资等全方位的准备。

一时间，古城丹阳群英荟萃。最盛时，丹阳城汇集了六名中央委员，两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潘汉年、剧作家夏衍、经济学家许涤新、名记者范长江、美术名家沈柔坚、音乐家朱践耳等众多知名人物。

整训：入城纪律是“见面礼”

解放军渡江后势如破竹，解放了南京、杭州、无锡、苏州等城，解放上海迫在眉睫。沪宁铁路线上的丹阳城，成为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前进基地。

丹阳城区的“戴家花园”，曾是上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从1949年4月底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丹阳，到5月底进驻上海，总前委共在丹阳停留约一个月。

丹阳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宋慧 摄

在丹阳，总前委、华东军区及三野前委专门制定了统战政策、“外交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着重谋划和解决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后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

与总前委旧址纪念馆一路之隔的华东财经委旧址。宋慧 摄

丹阳文史专家殷显春向寻访小组讲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历史变迁。王晶 摄

一天，陈毅看到“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有票硬要到戏院看戏，他亲自出马阻止。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南门大王庙召集开会，向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报告。结合此前几个城市解放接管中出现的纪律问题，陈毅严厉批评硬闯戏院的行为，语气激昂地说，进上海前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

不少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陈毅那天说到激动处，把帽子往桌上一甩：“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的！”当年曾参加此次会议的范征夫后来说，在丹阳听过许多报告，唯这次“教育意义最深刻”。

丹阳文史专家殷显春向寻访小组讲述大王庙原址变迁，如今这里已是一片公共绿地。王晶 摄

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展出了一份陈毅在大王庙讲话的记录稿，显然陈毅有备而来，也显现解决纪律问题相当重要而迫切。当时，华东局为此专门规定了《入城守则》12条，其中有一条“不入民宅”，是陈毅亲自提出来的。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许，在有关电文中连称：“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日凌晨，早起的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发现：狭窄的街道两旁，睡满了前一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怀抱钢枪，一个紧挨着一个。一张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很快登在了报上，传到了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轰动。

命名：新闻战士拥抱流泪

丹阳城区以东几公里外的小村庄荆村桥，迎来一群“神秘来客”，扎着绑腿，身穿黄军装，就住在村里的王家祠堂。他们整日在祠堂里开会写字看报。他们睡得很晚，入夜了，祠堂的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他们也不出操，一清早来到桥下九曲河的码头边，用插在口袋里的牙刷刷牙，村民们觉得十分新鲜。

如今的荆村桥依旧人来人往。王晶 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王家祠堂旁边办公的荆林公社文化站站长刘联芳，偶然间听说了这个故事。经多方打听，这支队伍就是南下的新闻大队。村民们告诉他，其中有一位叫印辉的姑娘，在桥下一边帮部队同志们洗衣服一边唱歌。

当年23岁的印辉，曾是新潍坊报第一位女记者。她从济南跟随新闻大队一路南下，后来成为上海解放日报记者。

1948年3月底，以济南新民主报和新华社济南分社的班底为骨干，南下纵队新闻大队成立。新闻大队里还包括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华东新闻学校及新潍坊报的人员等。刚完成接管北平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范长江、魏克明等一批干部，也赶来与新闻大队在丹阳会合。

丹阳“解放日报社旧址”。

新闻大队为何驻扎在丹阳城外的村庄呢？

韩家驹老人年轻时在丹阳市文化馆工作，和丹阳市委宣传部门的同志接触频繁。大约1951年宣传部门的同志和他聊起上海解放前夕住在荆村桥的新闻大队，“当时他们带着大型的印刷机器，需要找到一处能够容纳下印刷机的房子。75年前，王家祠堂是丹阳城东附近比较大的房子之一”。韩家驹说，到城区约9华里（4.5公里）的路，去一趟总前委，年轻人快些，不到1小时就能到。

解放日报报史资料记载，1949年4月24日，中央复电华东局，“上海党报决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命名为新华日报”。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一批准备南下的文化界人士时宣布了这一消息，被委任为上海解放日报社第一任社长的范长江当时在座。

老报人丁柯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一天清早，恽逸群兴冲冲地带了几个人来到荆村桥王家祠堂宣布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全场的兴奋劲儿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啊！于是，跳秧歌的、鼓掌的、唱歌的、拥抱流眼泪的都有。村民们围在门口，个个都看呆了！”

彩排：提前采编出试刊号

在丹阳，根据上海地下党送来的《上海概况》，新闻大队将申报馆内房间乃至办公桌等诸多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当时已经决定在申报馆原址出版《解放日报》，时任新闻大队中队长的王中回忆，他们在丹阳对接管申报的每一细节都一一落实，“甚至谁担任什么工作，在哪个房间办公都安排好了”。

老报人张映吾回忆：“当时为筹备出报，我们将干部分成接管组、新闻采访组、经理组。采访组记者随各接管单位进城，如高岩分工联系公安，葛娴分工联系纺织工业，她们在丹阳就‘落户’到各接管队伍，进城后迅速采访，传递消息。”

上海尚未解放，多位记者已提前入城采访。当过新民主报新闻编辑室主任的记者叶诚，从汉口路309号申报馆出发，坐上破旧的美国道奇牌出租车沿途采访。当时通货膨胀厉害，出租车司机开的发票竟达七亿多元金圆券，这段采访经历令他印象深刻。印辉于5月26日随邮电部门入城，时间紧迫，立刻到外滩海运局、港务局去采访。此外，新闻大队在丹阳广交朋友，主动联系各系统单位，建立了数百人的通讯员队伍。

曾任解放日报国际版编辑的田遨回忆，有一天上级决定试编一张《解放日报》。这是为迎接上海解放进行的一次练兵，或者说一次彩排。田遨拿到电讯稿，便盘腿坐在农舍里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编起稿子来。编好送上去，隔了一天，用大小铅字印出了试刊号。“这是对开大型报纸，但只有对开的半张，即一个整版，是签字排好后印出的，印得较粗糙，但是挺大方。”

新闻大队把上海《解放日报》的版面都安排好了，如第五到第八版是文献版，主要刊登中共中央政策、法令和各类告示。丁柯记得，可用10多天的稿件当时已全部就位，到上海可以直接排版。

丹阳练兵，为《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备足“粮草”。创刊前夜，汉口路309号排字房工人惊呼：“解放军的稿子写得吓死人的快！”

其实，哪有立等可取，全靠未雨绸缪。

解放日报创刊号（资料图片）

新闻链接：调查研究提供“秘密武器”

早在1949年初，党中央就已部署、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工作提前进行“摸底排查”，为重大决策和工作开展提供重要依据。

丹阳整训期间，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都必须学习这三套材料：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编写的《上海概况》、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编写的《上海调查资料》、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编写的《城市常识》。这些材料成为我们党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秘密武器”之一。

解放军战士们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上海市档案馆藏，图片来源:“档案春秋”微信公号）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曾刊文对此作介绍，作者为陈超群，本文摘录部分：

中共中央社会部与《上海概况》

《上海概况》是为接管上海而编印的内部情报汇编资料，目前留存有两个版本。《上海概况》中收录了有关上海土地、人口、国民党机构、军事警察机构、工商、公用事业、文化、党派团体、外侨、娱乐场所等详尽信息，含各公司机构地址电话、各公司机构人员组成、股权信息及各类金融、贸易表格等。

华东局社会部与《上海调查资料》

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以“江南问题研究会”的名义，组织编印了《南京调查资料》《上海调查资料》《杭州调查资料》。《上海调查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送出来的情报资料；二是在济南战役中和济南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平、津、沪等地的图书、报刊等公开出版物原稿。

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与革命军人手册

为了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为全体指战员编印《城市常识（暂行本）》《入城守则和纪律》《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华东局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等，下发至部队。

《城市常识（暂行本）》从多个角度对上海市情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解读。如第三部分“城市各种设备”中介绍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灶等大城市百姓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尤其单辟一课“怎样防止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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