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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我已经看好了，今天中午我请客！”
“你说的那家本邦菜不正宗，还是去我说的那家吧。”
看着不久前还剑拔弩张的黄大叔和王阿姨像一家人一样邀请对方一起吃午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唐墨华感到很欣慰，在她的努力下，一起纠纷成功化解了。
虽然主持调解的人是法官，但这起案件中并没有哪一方当事人到法院起诉，而是法官在得知矛盾后主动跨前一步，到社区调解。
近年来，越来越多上海法官走出法院，带着“诉源治理”这一任务来到居民社区。简单来说，就是尽可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前端，减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这些法官能完成这项工作吗？他们在基层治理中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
走进社区才能及时调解纠纷
2023年7月中旬的一天，黄大叔突然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篇长文，指责原业委会主任王阿姨独断专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王阿姨觉得黄大叔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准备向法院起诉。此时恰逢业委会换届，这么一闹，没有人愿意竞选业委会主任了。居委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与社区结对的唐墨华联系。
此前，共和新路街道与上海二中院达成合作，辖区每个居委都有一位结对的法官。法官每个月会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也会指导社区干部化解小区的各种矛盾，唐墨华就曾多次帮忙解决过该小区的纠纷。这次接到求助，她一早就赶到社区活动中心组织调解。
黄大叔很早就来了，情绪很激动，认为自己有权监督、微信群中所说均属实。“看得出来，黄大叔平时对小区事务挺热心的，于是我耐心倾听他的讲述。”唐墨华慢慢把话题引到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上：“您说王阿姨谋取私利，依据是什么？”“我是听某某人说的。”黄大叔回答。唐墨华立刻指出：仅凭“听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拿不出依据，很可能涉及侵权。
黄大叔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愿意发一个“声明”作澄清。但这个方案被王阿姨拒绝了。她觉得自己在业委会任职期间帮助小区做了很多事情，还遭受莫名指责，因此要求黄大叔不仅要在微信群公开道歉，还要在居委会门口张贴道歉信。黄大叔接受不了，双方再次爆发争吵。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大家今天坐在这里，是来解决矛盾的，如果继续吵就辜负了来这里的初衷。”唐墨华严肃地说道。黄大叔沉默片刻后表态：“听法官的。”唐墨华再次做王阿姨的工作，指出她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容易引起居民误解。最终，王阿姨同意了调解方案，黄大叔在之前发文的微信群中公开道歉。随后，由黄大叔口述，居委工作人员当场打印好道歉信拍照发到群里。工作完成恰逢午饭时间，黄大叔盛情邀约王阿姨一起吃顿饭。
“如果王阿姨起诉到法院，问题当然也能得到解决，但不论是判决还是调解，都要花上好几个月时间。”唐墨华说，到那时，双方的怨气更重，小区居民间的隔阂也会更大，及时化解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来到社区一线的法官，基层工作者无疑是欢迎的。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冯书记工作室负责人、曾担任锦灏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冯亦怀提到，辖区内曾有一个矛盾非常突出的小区，在与上海二中院的“乔法官工作室”结对后，法官每月都上门提供法律服务，让小区居民受益良多。
法官也需学习群众工作经验
丰富的专业知识是法官们的长处，但和扎根一线的基层社区工作者相比，在做群众工作方面仍有不少要学习之处。
“做好诉源治理工作，既需要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也需要法官拥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研究院院长马成教授看来，现在的法官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懂相关政策，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这样才能真正做通群众工作，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200多名青年干警中，大部分都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院门的“三门”干警，与老百姓接触少、情况掌握不多。从长远来看，群众感情、群众工作方法的欠缺，对法院开展工作会造成不利影响。
2023年，黄浦法院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我在居委当助理项目”，选派了20位青年干警到居委会“上班”，累计服务时长825小时，接待了1287位居民，解决80余个问题。在当居委助理的过程中，青年干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特长，为居民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
比如，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纪冬雨发现，承兴居民区的独居老人较多，平时爱在手机上看小视频、浏览网页，但又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老人们接到不明来由电话、上当受骗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她为20多名老人准备了一场名为《心系桑榆，与法同行》的讲座，就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涉及老年人切身利益的内容及打击、预防养老诈骗进行了普法宣传。
在陆兴居委的建议下，商事审判庭的张俊支起摊头接受居民的法律咨询。一位老伯倾诉苦恼：之前患上重病，以为时日无多，于是和年轻尚轻的妻子离了婚，还把所有财产给了她，仅约定自己可以在现在的房子中住到去世。然而，手术后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转，前妻态度却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令他十分担心。“我从民法典对居住权的保护出发，为老人释法说理，他放心多了。”张俊说，走之前大爷还指了指他胸口的法徽，说了一句，“我相信你，因为你身上戴着这个”。
张俊跟随居委干部、社区民警到居民家中走访 黄浦法院供图
另一方面，基层一线工作经历对年轻的法院干警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过程，在直面家长里短的过程中，他们从居委干部身上学到了很多群众工作方法。
主持调解一起因楼上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时，年轻法官施雯对居委干部、物业经理印象深刻：“他们和两家人都很熟络，每当调解陷入僵局总能说得上话。”张俊对此深有同感，在他看来，以前在法院工作更多的是等待案子进来，被动处理纠纷，无法触及案件源头，“这次院里组织我们走进社区，就是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什么、面临什么问题，工作才更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黄浦法院继续选派了40名青年干警下沉到更多的居委担任居委助理。
用法治为基层工作者队伍赋能
随着时代发展，走出法院的法官们也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今年3月，成立6年的徐汇法院“甘棠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来到徐汇滨江，设立了“甘棠树下”上海模速空间司法服务联络点，旨在通过定期走访调研搜集司法需求、量身定制法治宣讲课程、加强涉企矛盾调处指导和就地化解、开通诉调对接绿色通道等方式为空间内企业提供司法服务，促进矛盾的源头治理和快速化解。
应该说，不论是居民社区还是企业园区、商圈，法官走到哪里，都能在诉源治理上发挥较好作用。但是，在繁重的审判工作之余，法官又能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呢？“诉源治理是一项靠党委、政府牵头才能完成的工作。”马成指出，法院可以发挥能动司法理念，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但如果指望法院自己去完成它，那就成了“小马拉大车”。
上海法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前，上海二中院与宝山法院、宝山区社区治理学院共同开展了一场“缘法善治 聚力赋能——法治服务基层治理”联建活动。在实训现场，宝山区高境镇居村干部们根据盲抽的角色信息卡，分别扮演人民调解员、申请人、被申请人、物业人员等角色，通过复原演绎纠纷发生“现场”、充分“共情”，剖析并找出问题症结，为社区邻里房屋漏水纠纷的解决商讨可行性方案。
实训专家团队则透过“单面屏”观察指导，并针对实训中出现的问题，从法律、情理、实务操作等多方面实时作点评指导。在“模拟演练——专家指导——反复修正”的沉浸式体验模式中，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依法履职能力和纠纷解决能力。
居村干部开展邻里房屋漏水纠纷模拟演练，由法官等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团队透过“单面屏”观察指导 上海二中院供图
法官用专业法律知识为基层工作者赋能的案例，这两年还有很多。去年6月，上海二中院乔法官工作室、宝山法院国侠法官工作室、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区徐丽华书记工作室、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冯书记工作室、张劼律师工作室、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张玉霞律师法律志愿服务团队）携手建立基层治理工作室联盟，充分整合来自人民法院、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源力量，共同探索党建引领法治赋能基层治理之道。
差不多同一时间，普陀法院也启动了“居委法苑”计划，由入额法官及法官助理组成的团队定期下沉，为社区纠纷的化解及其他涉法事宜提供法律支撑。同时，聘任社区解纷员常驻居委法苑，吸纳社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人贤达和热心居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地熟、人熟、事熟”的解纷优势。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看来，最根本的诉源治理方式其实是普及法治。“不论是哪个部门，在治理过程中都要依法行事，同时承担起科普法律知识的任务。”段厚省说，有关部门应该在日常工作中让普通人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诉源治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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