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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繁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压之际，加拿大将于3月9日迎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执政的自由党将于当天推出新党首，由其替代特鲁多成为总理，并带领该党角逐今年大选。
评论认为，特朗普因素正深刻影响加拿大国内政治，自由党最近迅速缩小了与老对手保守党的民调差距。大选的投票将流向“最适合对付特朗普的那个政党”。
谁最可能出任自由党党首？后续大选态势又如何？美加关系正经历哪些前所未有的转变？
戏剧性变化
今年以来，加拿大国内政治可用“戏剧性”形容。
1月，执政近10年的特鲁多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首，将留任总理直至该党选出继任者。
特鲁多下台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党在应对经济、移民等问题上受到批评。其政治伙伴新民主党“撤回支持”后，特鲁多的少数党政府愈加风雨飘摇。
去年12月时任财长弗里兰的辞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也与特朗普有关，当时弗里兰严厉指责特鲁多在应对特朗普关税威胁时过于“短视”。
在特鲁多辞任党首后的2个月中，加拿大国内政治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自由党的民调支持一改颓势，从落后保守党26个百分点转为基本持平，甚至一度实现4年来的首次反超。
“2个月前，自由党处于困境，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塞姆拉·塞维表示，“现在，他们又复活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丹表示，特朗普是促使加拿大国内政治风向转变的主要因素，催生加拿大社情民意出现重大变化。
一方面，特朗普对加拿大极限施压，甚至觊觎邻国主权。特鲁多选择正面硬刚，提振了自由党支持率。
有评论称，爱好拳击运动的特鲁多曾在辞职演讲中说，“我是个斗士。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都告诉我要战斗。”在总理生涯的最后2个月，他似乎真正成为一名斗士。
另一方面，选民也对自由党新领导层表示期待，希望它能应对特朗普的强硬施压。
民调机构益普索公共事务部负责人达雷尔·布里克尔认为，一些加拿大选民之前支持保守党，更多出于对变革的渴望，而非对其章程或领袖的认可。但现在他们认为有另一种变革选择，就是自由党的新领导层。
在刘丹看来，一段时间以来，自由、保守两党民调支持率走势平稳，此次出现大幅波动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可解释为：起初选民流露反感特鲁多的极端态度，之后又在特朗普刺激下爆发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谁是新党首？
在即将到来的周末，自由党会推举谁做党首？
人选有四位，两男两女，他们是：加拿大央行前行长卡尼，前财长弗里兰，前众议院领袖古尔德，以及担任过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商人贝利斯。
刘丹认为，卡尼和弗里兰当前优势最大。
卡尼的主要“卖点”是他的经济学背景，顺应选民对于经济治理的期待，支持率也高于其他几位候选人。
政见方面，卡尼否定特鲁多的一些经济政策，将加拿大应对美国关税的脆弱性归咎于挥霍无度的支出。
有评论称，卡尼让选民重新寄望于自由党给国家带来变革。“他身上有种新车的味道，人们真的很想试驾一下。”
相比之下，弗里兰与现任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她自特鲁多第一任期起就在政府中任职，名望和曝光度都“够格”。尤其令选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谈判《美加墨协定》期间展现出强硬形象。
“这在加拿大应对特朗普威胁的当下，是比较得分的。”刘丹说。
在对美态度方面，两位人选均对特朗普没有好脸色。卡尼形容美国只是加拿大的邻居，“而不再是朋友”。弗里兰称特朗普是二战以来对加拿大的“最大威胁”。
刘丹表示，她个人认为卡尼脱颖而出可能性更大。
最大变数
自由党党首的推举，只是今年加拿大政治更迭进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将于10月20日前举行大选。
刘丹认为，目前自由党不着急举行大选，因为即使该党在大选中胜出，也恐难改变少数党执政地位，因此不妨再等等，看新党首领导下的政府能否在应对特朗普方面提振民意，增加胜选筹码。
反观保守党，此前民调优势明显时，它急于提前大选。但如今两党差距缩小至约4个百分点，如果没有胜选的十足把握，贸然提前大选可能是不安全的。
选情方面，特朗普因素正成为大选的最大变数，将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
刘丹指出，大选谁胜谁负尚难预料。尽管自由党势头提振，但能否保持下去有待观望。
再看保守阵营。它遇到一个麻烦事——保守党党首波利耶夫此前提出“加拿大优先”，还将他与特朗普、马斯克的私人关系拿出来显摆，原是希望借此缓和美加关系。
然而，在特朗普种种言行惹怒加拿大民众后，与美国政要的私交可能成为波利耶夫的一个劣势。近期，他开始与特朗普保持距离，但要看选民是否买账。
“疏美近欧”？
无论未来哪位领导人执掌加拿大，都将面临一系列内政外交挑战。
对内，首先是经济问题。
过去一年多来，加拿大经济增速放缓，通胀上升，房价高涨，无家可归者以及移民问题更趋严重。选民需要得到抚慰。
其次是党派分歧问题。
目前并不指望自由、保守力量之间的分歧得到弥合，主要是看执政党与新民主党、魁北克人党等小党派之间如何相处。
如果自由党执政，那么与小党派之间或多或少能达成妥协。但如果保守党执政，小党派关于劳工、养老等利益诉求恐难被接受。
对外，最大的挑战自然是应对“特朗普冲击”。
刘丹认为，以往美加关系比较稳固，不少学者将其视为类似美英关系那样的“特殊关系”。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加关系已经有转向的苗头。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虽然美国民主党对盟友态度更正面一些，但加拿大在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被边缘化。
这既有美方的原因，也有加拿大自身原因——加拿大的安全、经贸利益主要集中在北美，对于追随美国向“印太地区”延伸战略触角，加拿大并无十分强烈的意愿。
而今，特朗普第二任期才开启40多天，他对邻国的施压就如此“凶猛”，接下来美加关系的特殊性可能会完全失色，也倒逼加拿大重新思考对美关系，以及自身在北美地区的安全和利益。
刘丹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加拿大正在转向欧洲，无论在贸易还是对待乌克兰问题的态度方面与欧洲越走越近。加拿大和欧洲的智库甚至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加拿大是不是该加入欧盟。这体现出特朗普上台后给盟友体系以及国际格局带来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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