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是一条射线，有起点，没有终点

远处高原的雪山巍峨壮丽，脚下垃圾遍地。这曾是109国道沿线观景台附近的真实面貌。

2018年，河南小伙武相宏沿109国道骑行入藏，看到了高原上的垃圾问题和正在高原捡垃圾的人，萌生了重回这条国道捡垃圾的念头。

2020年8月，武相宏在109国道可可西里段青海格尔木和唐古拉山镇之间折返了一次，历时40多天，捡拾了1吨多的垃圾，其中仅塑料瓶就有8000多只。这些垃圾装满了近300只容量为60升左右的蛇皮袋。他的故事连带着高原的垃圾问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今年6月29日，武相宏又到了格尔木。这次，他特意多准备了3000个可降解塑料袋想分发给游客。可是到了109国道他才发现，以前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不见了，只能零星看到一些包装袋，不少游客自备垃圾袋，不让垃圾落地高原。

“难道我买了这么多垃圾袋要发不出去吗？”武相宏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改变。

改变的背后，不只是高原上垃圾的量变，更是人们对生态保护理念的质变。个体的行为看似微小也效果有限，但只要开始，影响就会发生。

2020年时，武相宏拍下109国道边的垃圾堆。资料图片，受访者提供

看见问题的人

1994年，环保卫士索南达杰因保护藏羚羊不被盗猎而牺牲。当时，在长江源从事探险考察的杨欣听闻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赶到他的灵堂拜祭。受索南达杰影响，杨欣在3年后建立了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走上一条公益路。

在多方努力下，盗猎藏羚羊的枪声停了。冰山退缩、水源地被污染等高原生态问题被提上新议程。其中一个显著问题是，高原垃圾不断产生而当地无力妥善处理。

2001年起，杨欣创立的公益组织“绿色江河”连续多年在青藏高原长江源地区开展垃圾调查项目，其中包括109国道青海格尔木到唐古拉山口450公里沿线。

所谓垃圾调查，是志愿者戴上手套拿上钳子，沿公路捡拾目之所及的垃圾，再集中对垃圾进行分类、记录数据，最后打包处理。一开始，109国道沿线每隔10米就会出现包装垃圾。后来，这个间隔距离缩小到3-5米。2013年的调查数据最骇人。当年的垃圾调查在公路两侧收集的垃圾多达16万件，其中塑料饮料瓶6.3万个，易拉罐4.4万个，塑料袋及其他塑料包装2.6万只。除了金属垃圾以外，其他几乎都是食品、饮料包装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装，占调查垃圾总数的97%。这些垃圾主要来自卡车司机和游客。

志愿者在109国道边进行垃圾调查。郑子愚摄

109国道沿途的养路工区、观景台、加油站、修理店、村落附近的空地直接成了垃圾堆场，即使是小型堆场也有篮球场大小。这样的现象存在于可可西里、纳赤台、西大滩、不冻泉等地。

寒梅当时是志愿者随队医生。她记得，一些质地轻薄的垃圾被风一吹就向着可可西里深处飘去，远方还能看到废弃的汽车。“这是曾经盗猎、挖矿的人留下的。”当时杨欣告诉寒梅。

随着经济发展，垃圾问题更加严重了。一方面，途经109国道的自驾游游客多了，往来青藏的货车多了。另一方面，人们产生的垃圾中，难降解的塑料越来越多。

109国道沿线是“中华水塔”三江源，直接关联着全国人民的饮水问题，国道也经过可可西里，这是草原精灵们的家。

处置垃圾，刻不容缓。

接力者

起初，寒梅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保护”，甚至把可可西里当成一个人名。“可可西里不是人名，它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在和老同学索南达杰的聊天中，寒梅才渐渐了解到什么是环保。索南达杰牺牲后，寒梅的家从一个老友歇脚的地方成了反盗猎队员们上下山的“中继阵地”。

“我想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寒梅告诉队员们。

2000年前后，绿色江河需要一位当地人来做向导、翻译等工作。在反盗猎队员的引荐下，寒梅担起这个任务，也兼做高原公益活动的随队医生。她成为了绿色江河高原垃圾调查项目最早的志愿者之一。

当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寒梅看到，从平原上到高原来做垃圾调查的志愿者动作不太利索，只能以“龟速”来捡拾垃圾，每捡个10来分钟，就不得不停下来缓上一会儿。寒梅不时给一些严重高反的志愿者开出药方和治疗方案。

除了高反，志愿者们还需要面对加速产生的垃圾。这些垃圾超出了高原地区处置垃圾的能力。在高原上，一个行政村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公里，村子里每户牧民家庭之间的距离最近的也有五六公里，远的三四十公里，垃圾的收集、运输成本极高。部分地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乡镇进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大一点的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

过去，高原传统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垃圾很少。但现在情况变了。数据显示，10多年前，格尔木市区日产垃圾达到164.5吨/天，而实际送往垃圾场处理的垃圾仅为100吨/天，剩余的垃圾均被随意倾倒、堆放在高原之上。而且有了越来越多需要专业处理的塑料垃圾。

单靠这几个人捡拾要捡到何时呢？寒梅那时想。

青藏高原地区垃圾分类、回收、转运、处理的体系建设彼时未被重视。“想给他们添一份力。仅仅靠着公益组织里的人力，太单薄了。”寒梅说。

生态管护员

公益组织和政府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起来。绿色江河通过发现问题、调查问题，做调研、写万字报告，把问题摊在决策者们的面前。在一波一波人的努力下，109国道沿线乃至整个长江源的垃圾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3年后，当地政府在109国道沿线建设了3个垃圾填埋场，将高原垃圾直接运到里面。

这还不够。绿色江河又通过几年的示范合作，将垃圾分类的方法嵌入了转运模式。

志愿者们还摸索出一套“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的垃圾收运模式——环卫工人分散到公路各个位置，将收集好的一袋子垃圾放到路边，由来往的垃圾清运车、压缩车将袋子拉到垃圾处理站。对于高原地区来说，这是一套可持续、可复制的一种新型垃圾收运模式。

2013年前后，青海当地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严重的垃圾问题。比如，从格尔木市郊到拉萨的G109沿线青海区域内建立了6个集中收集、运输垃圾的“绿色驿站”，对自驾车游客进行环境教育。驿站为过往车辆提供大型停车场、干净卫生的厕所、饮用水和免费的WIFI。而收集来的垃圾，也将由从拉萨开往格尔木的空载车辆运走，运往格尔木进行集中处理。公益组织还在当时的部分牧区开展“垃圾换食品”计划，鼓励牧民收集草原上的垃圾。

政府主导、民间力量辅助的形式逐渐运转起来。青海当地政府部门增派了负责109国道环卫工作的生态管护员。大约在2015年前后，格尔木人王兴香成为了生态管护班的一员，负责109国道格尔木-昆仑山口路段的环卫工作。

“当时的垃圾问题，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王兴香说。十多位生态管护员负责160公里的路段，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上山捡拾垃圾，一天要覆盖40公里左右的路段。

最初的几年，需要捡拾的存量垃圾很多。一只可容200斤垃圾的袋子，生态管护员一人一天可以装满70-80只。他们每走几步就要弯腰、下蹲，用夹子、铁锹等工具捡拾垃圾。

这样的工作在平原地区就不算轻松。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就更难了。王兴香和队员们虽然大多是土生土长的高原人，但碰到工作强度大的日子，还会出现缺氧、乏力等高原反应。“吃不了苦的，就走了。”王兴香说，“如果没有对高原有感情，真的很难坚持。”

相比于肉体上的辛苦，心理上的煎熬更让人崩溃。一次，有游客在王兴香刚捡拾过的路面随手抛弃垃圾，被王兴香阻止。游客反问：“不扔垃圾，还要你们干嘛？”

工作数年后，王兴香感到，109国道变得干净不少，不过新的垃圾仍在不断产生，“旅游淡季，垃圾情况好一些，旅游旺季的话，要一周时间才能覆盖一遍整个管护区域。”

她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索南达杰站的航拍图。周围垃圾情况改善。郑子愚摄

从垃圾的制造者到清运者

卡车司机贺生元在109国道跑车多年。2019年前后，贺生元成为当地邮政公司的揽投员，每周都要驾驶卡车往返格尔木与109国道上的20多个点位，单程近500公里，两天内来回。

贺生元回忆，卡车司机们都有在跑车时喝功能性饮料提神的习惯，为了抢时间，“我们很少停车，摇下半块玻璃，就扔出去。这是一个习惯，当时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和其他司机的行为是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他说。一同被丢出去的，还有各类生活垃圾。甚至还有的卡车司机为了省时间，把排泄物装在塑料瓶子里朝窗外丢。

有一次，在昆仑泉驿站点位，他看到有穿了专门制服的志愿者在捡拾垃圾，并跟游客讲解着什么。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109国道沿路其他驿站。

到了第二周，贺生元照例到了昆仑泉驿站，发现上周的志愿者换了人。询问之后，他了解到志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志愿服务工作时长约为1个月。除了做垃圾调查，他们还会给游客介绍环保理念，邀请返回格尔木的游客们带上一小袋垃圾。

“叔叔，您要不要也支持我们一下？”一次，一位志愿者问他。

“不就是一袋垃圾吗？”贺生元一口答应了。往后的日子里，贺生元每周都会帮志愿者带上一袋垃圾，送到位于格尔木西郊的驿站。

贺生元也记不清，自己何时发生了改变。一次，当他打开车窗准备丢弃垃圾时，他下意识地缩回手，没再丢出垃圾。“志愿者们捡垃圾，很辛苦，也很危险。”贺生元说。往后，他上山前就找个垃圾袋，套在档把上，把沿途产生的垃圾都收在其中，集中丢到专门的垃圾处理点。

有一次，搭车的同事问他，装袋垃圾有偿吗？

贺生元脱口而出：“环保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做那么一点嘛。”

同事若有所思。贺生元看到，这个曾经吃完水果习惯把果皮往外扔的同事，默默地把之后产生的垃圾塞进了档把边的垃圾袋里。

贺生元看到，这几年来，109国道沿线的垃圾变少了，路面和路边变得干净了。原来自己小小的行为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自己所做的一点点改变，能为一条国道出一点力。往后的日子，贺生元向志愿者们提出，邮车运力足够，可以多带一些垃圾下山。

从垃圾制造者变成垃圾清运者，贺生元说，“我想换换工作节奏，找个假期深度体验一下志愿者们的工作。太有意义了。”

影响更多人

今年6月23日，绿色江河格尔木驿站站长魏常亮对前来做志愿者的5个小伙伴进行培训。新到的志愿者要在海拔2800米左右的格尔木驿站附近完成几次垃圾调查，熟悉流程，以便在海拔更高的驿站点位开展志愿服务。

在上午的驿站附近的垃圾调查中，他们一行人看到路边不远处有一具动物尸体。魏常亮告诉志愿者，这样的尸体并不罕见。牧民有专门的牧区，所以这动物大抵是野生动物，死因或是吃了路边的塑料垃圾。“动物们尤其喜欢辣条这类重盐重口的食品包装。”

结束垃圾调查，志愿者则要将上午垃圾调查收集来的垃圾分类，总结数据按照类别、品牌进行记录分析。“当废品卖了，补贴驿站开支。”魏常亮解释，这样做还可以让企业意识到包装污染带来的危害，从而将自家产品打造成环境友好型的。

下午开始，陆续有游客从山上的驿站带垃圾下来。看到游客驾车驶入驿站，魏常亮带着两位志愿者上前迎接，从游客手里接过垃圾，送上小礼品。作为绿色江河公益活动的一部分，游客、司机们可以从山上的驿站处，拿到一袋垃圾，带到山下的格尔木驿站。这是为了让游客实际体验高原垃圾处理，了解高原垃圾处理难题，也希望游客能够将环保理念带给更多人。“不少游客会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魏常亮说。

他告诉志愿者，服务过程中也会事与愿违。

魏常亮分享，去年上半年，游客发布微博吐槽甘孜318国道一公厕需捡拾空瓶才能如厕，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和讨论。这个厕所也是绿色江河在318国道沿线打造的公益环保厕所。公益活动设置游客需捡拾垃圾用手机扫码兑换绿币，然后支付绿币就能免费上厕所和停车，以此吸引游客参与，顺势推广为高原带走垃圾的环保理念。可一位游客因为“三急”和志愿者起了冲突，随即把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起了一个“上厕所要捡垃圾”的标题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魏常亮也是志愿者。“公益环保厕所是旱厕，而驿站的厕所是水厕，条件好但要排队。”魏常亮解释，“你哪怕捡个纸巾，我们志愿者也会让你上厕所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游客有‘免费不免责’的环保意识。”

令一众志愿者感到振奋的是，知名演员胡歌和他们并肩作战。胡歌曾多次前往青海，和志愿者一同捡拾垃圾，参与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呼吁环保，也让更多人了解到高原存在的环境问题和公益组织正在做的事。

现在，在海拔2800米左右的格尔木驿站的志愿者们经过10来天的适应，会前往109国道海拔更高的其他驿站。志愿者服务期在一个月左右，每年在109国道沿线要组织至少200人参与。如今已有3000人左右参与过这样的志愿服务。魏常亮解释，这一方面是基于志愿者健康来考量，另一方面，即使志愿者们的服务期结束，也能够把环保理念带回平原，这样能够通过更多人次，获得更好的倡导“长尾”。

环保是一条射线，有起点，没有终点

傍晚，在格尔木市区的贺生元给魏常亮打了电话，约定了帮志愿者清运垃圾的碰面时间。

在格尔木驿站附近，有一处货车司机的休息点。如今的休息点配备了大型的垃圾收集箱，很多司机已经习惯了在跑车时自备垃圾袋，等到了下一个休息点再行处理。

最近一两年，贺生元多带垃圾的提议被志愿者回绝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贺生元不知道，这是魏常亮悄悄嘱咐志愿者们的。“这几年的垃圾就是少了。如果垃圾都让老贺带下来，那宣传效果就要打折扣了。”魏常亮调皮地说。

志愿者从游客手中接过垃圾。郑子愚摄

完成了一天工作的王兴香正从昆仑山口往格尔木方向下山。这两年，生态管护员一人一天在公路上捡拾垃圾只需要30-40只垃圾袋来装，垃圾缩量了。

王兴香看到对向车道已经好几分钟没有来车，“可能是出车祸了。”她打开短视频软件，因为往来司机会把路上的见闻发到网上，其中包括了车祸视频。王兴香可以根据短视频的背景判断，车祸大致发生在哪个区域。如今成为格尔木109国道生态管护班组长的王兴香，召集几名管护员朝着车祸发生的地方出发。他们的工作已经从把垃圾处理转变为保持公路整洁。“我拍着胸脯跟你说，这几年，咱们把109国道弄干净了。”

当地政府正在109国道沿线筹建更多的垃圾回收站，分散运输压力，降本增效。多年前，由公益组织发起的垃圾调查，如今主体慢慢转变。当地政府每年都会主导举办数次由党政机关、军民参与的垃圾调查活动。

寒梅趁着晚饭时间，到格尔木驿站看望新到的志愿者们，给他们科普了上高海拔地区的健康知识。

武相宏驾驶着小卡车奔波在109国道上，“自己曾经认识的志愿者朋友可能都不在那些点位了，但我还想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武相宏说。

杨欣刚在四川完成一次对公路演，在前往下一个点位时途经格尔木驿站。他顺道进去坐坐。志愿者们也见到了在书上和纪录片里才见过的人物，围上去聊天。

“环保是一条射线，有起点，没有终点。”杨欣淡淡地说了一句。

夕阳尽染昆仑山，也洒在变了样的109国道上。